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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与造型:西方戏剧中的文学性


□ 阎立峰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开宗明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他继而强调:“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它之摹仿行动中的人物,是出于摹仿行动的需要。”一般看法是,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断奠定了西方剧诗说的传统——即视戏剧为文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事实上,剧诗说即使为亚氏的本意的话,也只处于《诗学》的显性层面。如果深入到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过程将会发现,《诗学》的隐形层面触及后来被莱辛所澄清的诗与画、或时间艺术(叙事艺术)与空间艺术(造型艺术)的关系问题。
  首先来看亚氏的情节性格说。亚里士多德对于情节(行动)的定义是:“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这里说的“情节’,指事件的组合。”既然是事件的组合,就会有时间上的前后承续——叙事,这也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体裁之基本属性。至于“性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倒非悲剧所独有:“所谓‘性格’,指的是这样一种成分,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行动者的属性。”“既然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而这种摹仿是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进行的,这些人的性格和思想就必然会表明他们的属类”。
  显然亚里士多德倾向于将性格界定为人的属性或品格的符号,呈直观、袒露的静止状态,这应该是性格一词的本初意义。就此性格涵义讲,那么艺术中的性格要素,并不必然以时间维度的延展为前提(也就是说只具有空间性),即它可以不受线形的叙事逻辑的制约,从而也不必表现出前因——性格的来由、形成和后果——性格的发展、完成,并且该性格概念在文学和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这两个领域可以通用。进而言之,亚里士多德似乎在告诫不要将造型功能视作悲剧艺术的特征,否则就会混淆作为时间艺术的悲剧同专以摹仿人的形体为业的空间(造型)艺术的界线。那么,什么才是悲剧等叙事类艺术的特征呢?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对行动的摹仿。至于对于人物性格(形象)的展示在古希腊时期缺乏时间维度的造型艺术就可以完成,并且做得更好。
  由此看来,历来对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性格说”的读解与他的本义是相违的。误读是因为采用后来在叙事文学中涵义大大扩展了的“性格”一词,取代《诗学》中原本针对造型艺术(至少是时间艺术跟空间艺术所共有)的古典的“性格”概念。当然单就概念展开追本溯源不是目的,我理解,《诗学》的情节性格说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意思:1 亚里士多德的“情节高于性格”的判断是以如下事实为依据的:情节是属于时间性的诗(文学)的要素,而形象、性格则为时间性艺术和空间性艺术所共有;2 悲剧是通过动态的情节来再现现实,绘画等空间艺术则通过静态的性格(形象)造型来再现现实;3 既然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而性格是人物的形象造型,那显然,行动中的人要远比静态形象的人更真实、更丰满,通过情节所再现的生活,要远比通过瞬间现象所呈现的生活片段更完整;4 情节摹仿的是时间流程中的行动,因此情节型的叙事艺术要经受生活经验的检验。至此便接近了亚里士多德悲剧论的核心——即情节行动的合理性和艺术性等问题。联系到性格的造型本义,那么亚里士多德几乎排除了空间性的造型手法在悲剧中的运用,以防止其对情节功能的僭越。对此的解释只能是,依靠形象和戏景来制造怜悯和恐惧是违背自然的,因而也是缺乏艺术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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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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