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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与村庄共同体幻象


□ 周祖文

  西方学者对东南亚小农经济的解读成就了一批堪称经典的文献。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吉尔茨基于印尼经验的《农业内卷化》,斯科特基于越南经验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等等。相形之下,斯科特基于马来西亚经验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备受推崇,在国内学术界却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弱者的武器》是斯科特的扛鼎之作,如果说《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研究的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反抗形式,那么《弱者的武器》则研究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从历史上看,大规模农民起义并不常见,而持续不断的、隐秘的运用“弱者武器”——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的日常反抗才是农民最经常的反抗手段。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本身通常只是一种信号,表明常规的和匿名的反抗正走向失败或已经达到危机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弱者的武器》对农民行为模式具有更广的解释宽度,也更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弱者的武器》研究的是马来西亚一个叫塞达卡的小村庄。马来西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典型国家,小农农业和水稻生产的需要,无论在殖民地时代还是后殖民地时代从来都没有被优先考虑过,国家开始重视水稻生产的动力仅仅来源于政治竞争的需要。从一九五七年国家独立到一九七五年,国家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财政支出实际增长了六倍多,大部分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上。国家水稻政策试图直接提高水稻种植者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其核心是通过在吉打州和吉兰丹州实施农田水利灌溉项目,推行种植双季稻。双季稻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结果使水稻产量比过去提高了二点五倍,平均收入实际上也增加了一半以上。对这一水稻产量在短期内急剧提高的过程,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术语称之为“绿色革命”,而塞达卡村民则习惯于称之为“双耕”。这场绿色革命或双耕带来的好处主要流向了拥有土地和资本的大农户,贫穷的小农略有收益,能收获足够吃的粮食,但严重缺乏现金收入。好景不长,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年,各类农民收入包括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都出现下降。从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九年,塞达卡村人口增加了近三分之一,而土地面积却减少了将近10%,其结果是大农户的数量在下降,小农户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两者的平均耕种土地面积都有所下降。而耕种面积的减少又抵消了双耕所带来的大部分潜在利润。总之,村庄内收入分配状况比绿色革命以前更加不平等,村庄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九年的绿色革命中,小农场的数量不断上升的结果是佃农快速的消灭:佃农在一九五五年是塞达卡所在的穆达地区占主要部分,到一九七六年,下降到只占四分之一以下。佃农处于前后夹击的困境中:一是双季稻的引入导致的产量提高以及机械化使地主收回土地自耕变得有利可图;二是人口的增长也使得地主收回出租土地分给子孙。因此,小农激增而佃农被解雇。此外,租佃形式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一是每季收租的时间和方式由收获之后交定额实物租变为每季耕种之前交现金租;二是土地租期越来越长,大多长至十或十二季(五到六年),且全部租金要一次付清,这种长期一次付清的现金租越来越成为地主筹集资金的方式。小佃农因此事实上被排挤出了租佃市场。而双耕的推广,使稻田价格上涨了大约五倍。佃农再也买不起土地了,传统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就此完全堵死。双耕还推动了机械化的飞速发展,结果是村庄中贫苦村民原先与富有土地阶级之间存在于租佃关系的耕种——租金以及临时工作——工资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则由于机械化而被排斥、被边缘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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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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