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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


□ 田 野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形式选择;APEC;CAFTA
  [摘要]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相继参与了APEC、CAFTA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中国政策偏好相一致的是,CAFTA的制度化水平明显高于APEC。基于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下的交易成本模型,本文定序测度了问题领域敏感性、国家同质性、透明度、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六个变量,从而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9—0059—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愈来愈多地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相对于全球层次,中国在区域层次的多边制度建设上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和更大的影响力。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制度建设就显著地反映了中国关于区域制度形式的政策偏好。本文旨在通过对APEC和CAFTA的比较制度分析,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问题提供一种理论解释。
  
  一、中国关于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的政策偏好
  
  APEC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1991年11月,在汉城召开的第三届APEC部长级会议宣布接纳中国为APEC成员。中国自此积极参与了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金融合作等进程。基于对APEC性质、特征与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提出了“APEC方式”(APEC approach),其核心内容在于“自主自愿的非机制化原则”。换言之,中国希望APEC保持其较低的制度化水平,反对任何含有让渡主权内容的“共同体”设想。中国与美国等发达成员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多次交锋,表明了中国对“APEC方式”的强烈偏好。
  1993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了“新太平洋主义”。10月,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腾为主席的APEC知名人士小组向各成员提交了一份《走向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展望报告。这个报告认为,APEC成员应该从西雅图会议开始就着手建立一个真正的亚太经济共同体,以保持本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这一建议显然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但在中国看来却是不可接受的。正如时任中国APEC高官王嵎生大使所说的:“这是要改变APEC的性质,把APEC的缩写字母‘C’所代表的‘COOPERATION’(合作)变为‘COMMUNITY’(共同体)。APEC还是APEC,但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合作’论坛,而是一个具有约束性的‘共同体’了。”在西雅图APEC领导人会议前的高官会上,由于中国和多数发展中成员的反对,美国代表不得不表示在有关文件中将COMMUNITY的大写C改为小写c,从而将“共同体”概念变成了一般的“大家庭”的概念。即使如此,中国仍然坚持删除“建立大家庭”的文字,但同意提到“大家庭意识/精神”。
  西雅图会议的《经济展望声明》反映了各方立场的妥协,但关于APEC制度形式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茂物会议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还是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的问题、大阪会议关于如何落实茂物蓝图产生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西雅图会议以来大C和小c争论的继续。为了就什么是“大家庭精神”取得共识,“以免APEC在前进过程中走偏了方向”,王嵎生同外交部国际司多次进行探讨,并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提出了关于“APEC方式”的初步主张和建议,得到了外交部领导的批准。江泽民1996年在苏比克会议上对“APEC方式”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APEC成立以来,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作方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承认多样化,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计划与集体行动计划相结合,在集体制定共同目标指引下,APEC各成员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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