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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回来的世界


□ 沈 洁

  仪式是从午夜开始的。大川孔家的族老带领着全族的男子,组成了一支浩大的队伍,行进在村子的主街上。所有的人庄严并且凝重。大殿中一切准备停当,祖先的灵牌,孔圣、圣门七十二贤人的牌位齐整地安放于主殿正中及两侧。供品上案,伴奏的乐器包括一支笛子、一面鼓和一把二胡。明灭的烛火和缭绕的香烟将一切都映照得不甚真实,于是祖先和圣人的灵魂适时降临。年高德劭的主祭及其副手们开始用古奥优美的神秘语言高唱,请高贵的、伟大的神灵降临凡间,享受这不成敬意的礼物吧。叩头、谢恩,当神灵离开,所有的人都必须跪倒在地,稽首威仪,以免惊动了离开中的神灵。
  神灵、虔诚,还有依着记忆的碎片复原的秩序与传统,究竟哪一个才是主宰中国人生活世界的真实?景军的《记忆的神庙》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景军通过对西北甘肃大川村孔姓家族重建孔庙这一“文化发明”的研究,用“社会记忆理论”重构了大川孔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是如何运用村庄历史的记忆对社会政治变迁作出宗教性回应的。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实往往是因着历史延展而来的,命运多舛的大川人似乎用他们的苦难见证了民族—国家充满了规训与横暴的成长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曾经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那里享受过无比辉煌与荣耀的孔姓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随着孔氏宗族制度的式微,大川社会的旧秩序瓦解了,在随之而来的不断以消灭旧社会残渣余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大川的孔姓族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据景军的统计,从一九五○年末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建立,共有一百二十一人被划为“坏分子”和“阶级敌人”。这中间包括两个从前的族老,九个“保长”,五个“封建迷信分子”,两个低级国民党官员,两个教师,“地主”和“富农”户中的四十八个成年人,五十一个宗教社团成员。他们遭到的刑罚包括长期徒刑、劳动改造、政治上被监控、财产被剥夺,以及被禁止外出旅行。
  从肉体上消灭“坏分子”还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是必须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封建特权运动”中,大川的孔庙被封了。一九七四年孔庙被毁,拆庙剩下的建筑材料包括砖、瓦、石、大梁、窗户和大门,被作为大川集体财产分给了各家农户。在孔庙的废墟上,工作队甚至带着一群中学生在瓦砾中堆起了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土堆,并大喊政治口号,攻击这个临时性的儒家象征。在这一系列侮辱性的公众仪式中,大川的孔家人始终沉默着。
  随之而来的是水库修建和村庄的被毁。大批良田和成百座坟茔丧失。在景军的采访中,大洪水、消失的老村,至今都是人们不愿提及的记忆。像号啕大哭的老奶奶,除了一望无际的水却再也望不到的家,祖先的尸骨被毫无办法地遗弃或者草率安葬……在大川人富于感情色彩的叙述和尴尬沉痛的回忆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凯歌高奏的“现代化”宏大史诗的背面,被淹没在赞美声浪中的无声呼号。
  如吉登斯所说,工业化不仅导致了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水库的修建作为“现代化”事业中雄心勃勃的一项计划,一往无前地被推进了,却未曾顾及将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因此背井离乡,并且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贫困。没有人承认由移民而引起的这些紧张而持久的民生问题,相反却有一部将盐锅峡水电站颂扬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发展中特殊篇章”的纪录片,和小学课本中描写一个孩子在参观水电站后自豪而激动心情的课文,将大川人所经历的痛苦神圣化了。
  对于大多数大川人而言,村庄的过去是一场痛苦的记忆,这与乐观现代化主导下的叙事方式,几乎是完全背离的。政治斗争使大川的孔家人经历了迫害和社会歧视,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极端的文化断裂,就像那位村民所说,“村干部想尽一切办法挽救生命、恢复生产,但人们的心再也不能凝到一起了”。世人皆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人翁”,行进在无比欢畅愉快的腾飞旅程中。然而在这个有关于进步与自豪的民族神话中,显然还有大川人不堪回首与隐忍无奈的苦难。
  社会如何记忆 如果说人们耿耿于怀的关于苦难的各种细节是较为个性化的民间的记忆,那么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大川孔庙的重建、仪式的复兴则更多的是一种群体取向的记忆。景军声称,研究大川孔庙的故事,想要理解的就是村庄的过去是如何作用于村民现在的生活的。这样看来,大川人重建孔庙,就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古老建筑的重新树立,仪式的象征、信仰的秩序、权威的建立则可能是大川孔庙重建的更多深层含义。
  孔庙的劫难反映了孔家人在过去时代所遭受到的苦难,因此对大川的孔家人而言,孔庙不仅是远古以来辉煌荣耀的纪念,更成为承载他们身心创伤的神圣象征物。保罗·康纳顿说,“社会记忆本身,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也就是说,现在之所以存在,是建立在历史延续的基础之上的;而村庄之所以存在,则是由村落中的群体对历史时空中事件的共同体验而塑造的。大川孔庙的重建则无疑表明了这一观点的有效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从“文革”的风雨飘摇中走出来的大川人开始了寻找庙产、重建庙宇历史的努力。由十四名“愿主”组成的庙管尽管出身各异,但他们却一致作出了重建一座好庙并管理好它的承诺。在几乎所有大川人的心里,这座饱经忧患的庙宇的重建是他们作为大川孔氏存在和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最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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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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