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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以蛰与克罗齐比较论——关于直觉、境遇、历史等概念的说明与运用


□ 薛 雯

  本文通过对邓以蛰艺术批评文本的细读,比较了邓以蛰与克罗齐之间在直觉、表现、历史等概念方面的不同运用,指出邓以蛰通过书、画、音乐与诗歌创作的区别研究,运用“境遇”概念,实现了对克罗齐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克罗齐是从历史学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然后才涉足美学、文学领域。他的文学批评被冠以“历史—美学”批评的称号,可见历史在其思想中的重要性。克罗齐的这一特点被邓以蛰所关注,并运用到艺术理论的研究实践中。在邓以蛰的《书法之欣赏》、《画理探微》、《六法通诠》、《辛巳病馀录》等书画专论中,处处可见克罗齐的影子,其中以“直觉”说来阐述书画原理,最为明显。同时,邓以蛰结合克罗齐的美学与史学理论创造了自己的“境遇”理论,在中国古代书画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成就。下面分为三点来讨论。
  
  一、书画创作与直觉表现
  
  邓以蛰受克罗齐“艺术即直觉”的影响,将表现论的美学思想引入中国书画理论研究中。在克罗齐的精神哲学里,直觉是关于个体的认识活动,并不出现在知觉层面上,也就与概念、逻辑框架、一切外在的物质世界脱离了干系。克罗齐强调艺术是“没有谓词的主词”,所以,在谈到直觉时,克罗齐认为“这是没有理智关系的直觉。这是一首诗歌传达给我们的情感;它令我们广开眼界来看实在。我们永远不能用理智的辞句把实在表达出来;只有把实在反复吟咏,即是说,把实在创造出来,才能把它据为己有。”①直觉是无需依傍的,它凭着自己的特性就足以应付所承担的任务。直觉以表现的方式表现所直觉的形象,并掌握这些形象。“没有在表现中对象化了的东西就不是直觉或表象,就还只是感受和自然的事实”②。从个人的感受和自然的事实层面上升到直觉或表象,才完成了直觉的活动,也就完成了表现的活动。克罗齐说:“直觉必须以某一种形式的表现出现,表现其实就是直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①克罗齐将表现视作直觉的另一种称谓的理由就在这里。
  邓以蛰认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创作就是表现,但表现的是性灵,表现出来的则是意境,意境就是美。他说,“美为性灵之表现”,“意境出自性灵”,所以“意境美为表现之最直接者”。书法中的行草实为意境美之书体,它是自我表现,表现的是真我、纯我,即人的精神。“美非自我之外之成物,而为自我表现;求表现出乎纯我,我之表现得我之真如”。邓以蛰认为“纯我”也即“去俗”。他赞成黄山谷论书重“韵”字的观点,认为“在字重韵,在人唯去俗”。“去俗”成为书法创作的前提,所以“今欲其书之韵,必先其人不俗而后可”②。绘画也同此理,“心声、心画即表现之谓也”。因为“山水原是风流潇洒之事,与写草书行书相同”。至于诗歌,邓以蛰说:“盖表现者,美之活动也;言语诗歌者,具体而直接,有自在之感情价值自内发出者也。”③可见,在邓以蛰这里,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形成意境靠性灵,性灵指的就是纯我、真如,实际上指的是艺术家抛开了世俗羁绊的内在情愫与涵养。艺术家内在的精神境界,通过表现才能外化为书画中的意境。应该说,邓以蛰接受了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的观点,将其改写成“表现为性灵”、“表现为气韵”了。从理论的渊源上讲,邓以蛰承认自己是接着克罗齐进行探索的,“克氏未能将表现推之于书画,盖彼不知用笔作书作画之能表现耳”④。于是,克罗齐以诗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直觉表现说,演变成了邓以蛰以书画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直觉表现说。
  虽然,邓以蛰与克罗齐都认为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正是自己的内在精神,但邓以蛰将这种内在精神具象化了,而克罗齐则把它心灵化及抽象化了。邓以蛰认为:“胸有成竹或寓丘壑为灵机所鼓动,一寤即发之于笔墨,由内而外,有莫或能止之势,此之谓心画也,表现也。若象后模写,卷界而为之,或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也,非表现之事矣。”⑤邓以蛰此处的“表现”与“非表现”的区别非常重要。他所谓的表现类同于克罗齐的表现说,只有形象已经在心中浑然一体即“心画”已经形成,才能称作“表现”。这吸收了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观点,直觉的表现若不是在流出心中之前已经完整浑融,就不能成为艺术。克罗齐是在这个意思上反对表现以后的手法与技巧等传达的必要性,邓以蛰也反对心中无画却对所成之画进行各种各样的加工。因此,模写、比照、说明等等,都与形成心画没有直接关联,这些心画形成之外的努力,不能指向艺术的成功
  但二者也有差异。克罗齐认为艺术表现出来的是“美”这个词,并不足以表述与概括中国艺术的全部特征及价值。克罗齐强调艺术是表现,固然是对的,用美来说明表现,也是对的,但是显得简单,没有涉及美在艺术中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这正是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所以邓以蛰说:“气韵生动可谓美之活动之结果,而为美之至极之价值焉。言语之表现为美之活动,此克氏之独到也,然未及此表现之结果,之价值,换言之,犹不知有气韵生动之事也,言表现而不及于气韵生动,犹之乎言思想不及于名理也。画之结果既在气韵生动,而气韵生动为精鉴之事,是画之价值出于精鉴也。”⑥将气韵生动作为表现之结果,是邓以蛰对克罗齐论美的一大补充,不仅肯定了绘画创作是一种审美活动,而且还以气韵生动来落实这一审美活动,使得绘画的特征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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