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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之我见


□ 唐 逸

读经之风,民国初期在袁世凯倡导下,曾炽盛一时。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后因知识界舆论大哗,终审被否决。然而尊孔读经之风,在社会上始终未歇。五四时期亦有孔教会,当时北京成立的孔教小学,延续至四十年代。中小学读经与否的讨论,时起时落,亦未断绝,虽然碍于制度,却有个别学校擅自实行。笔者就读的报子胡同实验小学,曾有一王姓校长在我们班的修身课上,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代替修身课本,讲授四书。不久此人被撤职,原因未明,只记得在周一的朝会上,有几个老师轮流登台慷慨陈词,谴责校长贪污,并当场宣布集体辞职,而此后未闻授经,事在一九四一年。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始终重视儒家道统,尤倡王学。然而民国初期所定下的政教分离制度,使得民国的读经终未能进入国民教育,而仅停留在社会舆论的层面。如今又有人大声疾呼读经,而且涉及国民教育,足见读经与国民教育的关系问题,在今日中国知识界尚未取得共识。
有关读经的争论,关涉两个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即:一、读经本身是否必要;二、读经应否定为国民教育。前一论断是文化问题,后一论断是制度问题。
就文化而言,汉语的“经”并不专指儒家经典,佛道以及各宗教皆有经典。现在所谓“读经”,乃是沿袭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即“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那个“经”。不仅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汉初也是重黄老,汉武定于一尊以后,阳儒阴法而辅以道术的朝廷也并未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将纲常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是颇后来的事。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政治上将儒家(其实是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儒教)定于一尊,在文化价值的个人选择上,始终是儒释道三家鼎立的自由局面,如果不图应举进仕,读不读经,悉从尊便。如果现在反而将读经定为国民教育的必修课,凡读书受教育必读儒教经典,那将是历史大倒退。这里需要区分读经的两个不同意义层面,即文化与制度。在文化上,儒家人士及其子弟,以及心仪儒家的中国人或外国人,研读和弘扬自家的经典,乃是天经地义。这与佛家读佛经,基督教读圣经,是一样的道理。在承认人权的社会,任何宗教或准宗教的伦理学派,皆有同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一种宗教或伦理价值,不由信徒来研究和弘扬,由谁来弘扬呢?在此意义上,读经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何异辞可言?至若读经的方法,是背诵,语录问答,抑或查经,教理问答等,皆是教内之事,只要不涉及国民教育,则局外人恐无理由过问也。
然而若将一种宗教或一派伦理或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为国民教育必修课,则必引起争论和质疑。人们可以质问:我们又回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了吗?中国文化从来是多元的,凭什么将儒家纲常定为国民教育呢?你说儒家代表“中国精神”,然而学术界颇有人(如鲁迅)说道教代表“中国精神”呢,怎么能将一种学术假说奉为国民义务呢?“主流文化”的公认定义什么,谁有权利订立主流?如果儒教已然在事实上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为什么还争论不下呢?如果说只有儒教代表中国精神或适合中国国情,为什么历代王朝实行阳儒阴法辅以道术而民间是多元文化呢?你能说服所有中国人,把你眼中的儒教当做价值理想和生活方式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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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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