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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如何影像?


□ 蒋 俊 王 晖

  蒋俊
  男,1973 年生,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美学和台港电影史。
  王晖
  男,1962 年生, 文学博士,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艺思潮与文体批评、影视文化学。
  底层,无疑是2006 年中国文艺创作一个抢眼的词儿。在我们看来,所谓底层,主要是指生存于社会或组织结构的底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的那一部分人群。当然,目前人们对这一名词的解释和理解仍然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和艺术家们对底层的倾情表现。
  要不要关注底层已经不成问题,而如何关注,即如何表现底层则是当下文艺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表现底层的基本态度,一是,以真诚严肃的态度对待底层问题、表现底层生态。这其中也有几种方式可以选择:其一,以博爱之心去演绎底层的悲苦,表达浓烈的人性关怀和人生关怀;其二,以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为指针,秉承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弘扬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深入观察和反思底层的生存状态;其三,以中立的姿态和纪实性的方式,客观展示底层的生活真实。另一种态度是,以商业眼光、游戏态度或炒作心态表现底层,使对底层的表现出现了足以让我们警醒的倾向。譬如,在小说领域,“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把‘为底层说话’变成了‘拿底层说事儿’,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1 以这样的叙述姿态表现底层,无论其文字如何充满同情与怜悯,对现实的底层而言,都可能是一种施舍抑或矫情,对受众而言,则可能是一种误导抑或遮蔽。
  进一步讲,即使是严肃地对待底层问题,也还存在着这样具体的选择,即应该由知识分子“代底层言”或者“为底层代言”,还是听“底层的自我叙说”?代言,并非不能实现沟通的平等,代言的姿态决定了知识分子和底层平等与真实的对话能否实现。知识分子拥有天然话语的优势,但这并不成为摒弃平等的理由。时下一些论者否定“代底层言”的作用,主要是担心代言者最终的言论可能仍旧会是个体思想的放大。20 世纪90 年代,新生代导演强调都市边缘化的影像,在国际影坛确立了独立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将个体意识放大,以此展现处于都市底层的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而这种“放大”又为西方一些不太了解中国现实的理论家全盘接受,进而使他们以偏概全地将新生代电影所呈现的整体性“阴冷”色调的底层认定为中国的现实。这一误读的后果,显然不是能从新生代电影的审美层面分析上可以修正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对于文学艺术过于突出个体意识的担心,使得一些人转向表现“底层的自我叙说”,认为只有底层的声音才是真正底层的。这种对知识界独占话语权的警惕,从另一极端造成对某些底层作者创作的底层文学的过度重视。譬如打工文学当然是应当重视的,但如果过分抬高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无疑会造成对底层认知的单一性和肤浅化。经济地位的平等,并不能决定思想文化水平的平等。纪录片是当下中国关注底层数量最多的片种,但能够真正深刻地反映底层的作品,其创作者并非真正的底层人,他们可能来自底层,但现在其艺术修养已经远高于底层大众的普遍水准。所以,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导演已逐渐回归至具有普遍性的现实,艺术家过于张扬自我的姿态也渐渐收敛,底层大众的现实生态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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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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