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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乡村控制理念的转变


□ 刁培俊

  摘要:由唐入宋,王朝的乡村控制体系发生了转变。不但外在形式上出现了由单一的乡里制向乡役制、保甲制等多种形式的转变,出现了由前后海内一统到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随时而变等注重时、空差异的转变,而且参与“治民”的人的身份也从乡官转变为乡役。赵宋王朝的乡村控制理念看似更务实,更理性,实际上仍出于应对唐宋社会大变局的考量,更因疲于应对内外交困的政局所导致。朝廷上下缺乏长远政治眼光和行政策略,官僚士大夫们之间因党争政见不同而导致“变革”不休,州县官府和乡村社会因制度的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乡村秩序的混乱。
  关键词:唐宋变革;乡村控制体系;控制理念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1-0882-09
  
  中国传统社会中,朝廷的治理理念一般借助于各种制度来实现,制度是其外在表现形式。虽然二者的互动难以在短时间内紧密契合并转化为现实,但是,对于制度的梳理,无疑相当程度上是在探寻理念领域的“做法”,而对制度背后王朝控制理念的梳理,则是对有关“做法”出台之后“说法”的检验。由中唐迄于五代十国宋朝期间,王朝乡村控制的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在皇帝们和官僚士大夫们的言论和乡村管理体制中,相当明显地凸现出来。首先,从政治制度方面,在外在形式上由唐朝单一的乡里制,逐渐转变为宋朝形式多样化的乡里、耆管、都保甲等。其次,较之于唐朝,宋朝乡村管理体制似更注重不同时段、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不断调整。换言之,制度的外在形式变化频繁,日趋多样化。再次,乡村管理人员身份也由中唐以前的乡官转变为宋朝的乡役,“以民治民”的色彩更显浓重。此外,在礼俗纲常教化等信仰和意识形态领域,朝廷越来越多地借助宗族等胶合于朝廷和民众之间的中间层(非西方学术语境中所谓之“第三领域”),来强化社会控制。就上述看来,赵宋王朝乡村控制理念更加务实,日趋理性化了。客观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哪些历史面相隐含其中?这些问题都颇值得认真探讨。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帝制王朝对于乡村的控制,一般采用硬的一手(国家政治制度和法令等各种外在刚性的限制)和软的一手(传统的礼俗纲常观念等思想教化手段)。乡里制度无疑是属于前者,本文侧重从这一制度设计的角度考察,并进而讨论其理念转变的原因。
  尚需再加说明的是,本文目前的切入依然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主要限于赵宋朝廷诏令制度及君臣议论的安排,不但对制度实行“过程”和“关系”论述不够,“表象”描述之后“内涵”的挖掘及提升也远嫌不足,而且也缺乏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进行关照。甚或自中(州县等基层社会)而下、自中而上乃至反观民间的应对、上述控制理念转变后社会影响等层面的视域转换,进而自思想史的视角切入等均未能涉及。深入探讨,待诸来日。
  
  一、唐宋乡村管理制度的转变
  
  自唐入宋,乡村控制体制中出现了由单一的乡里制向多样化的乡里、耆管、都保甲等制度的转变。唐代乡村社会控制方式,在实行乡里制度的同时,辅之以保伍制,相关史料主要见于《旧唐书》、《唐六典》、《通典》等,其中《通典》卷三《食货三》表述如下:“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原注: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人大村,不须别置村正。”这一记载勾勒出中唐以前乡村管理体制的基本面貌,“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均是以民户多少划定的。学者或谓“乡虚里实”,或谓“乡实里虚”,但无论哪一种意见,反映“乡”是一级实际存在的史料,和反映“里正”实际执行乡村管理事务的文献,都相当可观。终唐一代,很少看到有别于乡里制度的记载,即使在边远的敦煌吐鲁番地区,实行的依然是乡里之制。由此可见,唐朝乡里制之推行是持久的,并且是较有成效的。唐朝乡村管理体制中还出现有“乡司”、“书手”、“所由”等名称,但作为王朝的政治制度而言,这些并不明朗,现存文献的表述也相对模糊。
  自隋唐到两宋,乡里制让渡于乡都制的情况,日本学者业已做过相当精细的考察。两宋时期乡村管理体制,就目前所见即有乡里、耆管、都保甲等制度,多样化的特征相当明显。这一制度因时因地,各有差异,变化繁杂,日本学者丹乔二认为有以下诸种排序:1.乡—里;2.乡—里—保;乡—里—都;乡—里—都—保;乡—里—耆—都;3.乡—都;乡—保;4.乡—都—里;5.乡—管,管—乡。柳田节子则指出,宋朝具有严密的乡都村制,形式表现为:乡—里,乡—里—村,乡—都—里—村,乡—保—村,都—村,保—村。显然,上述排列并不足以表明宋朝乡村管理体制之全貌。王曾瑜所说“宋朝的乡、里以及管或耆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难以一概而论”,概括全面,见解精辟。宋朝乡村管理模式的表述,尤其是与乡役制度的胶合缠结,须根据不同时空下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事实上,时人多会按照传统习惯的说法,标明自己的户贯或乡贯,其中省略或惯称的情况一直存在。《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丹徒县》载:“旧惟七乡,宋熙宁中,又益以故延陵县之一乡为八,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无疑是传统中的“名”和现实中的“实”胶合难辨的。这虽是元朝人对于前朝现象较明确的追述,但也足以表明传统习俗确实在起作用。随着都保制的长期实行,南宋中后期,都保的名称逐渐为士人乡民所接受,尤其在官方文献中,取代传承已久的乡里制称呼方式的趋势已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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