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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策应成为基础性的经济政策一一专访黄勇


□ 杜珂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专访 黄勇 著名竞争法学家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杜珂

  200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开始实施,迄今已有5年。《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如何?在改革全面深化的背景下,《反垄断法》应当、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就这些问题,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黄勇教授。

  作为《反垄断法》及配套规章制定的全程参与者,黄勇一直密切关注《反垄断法》实施的进展。黄勇认为,这部可以说是在逆境中实施的法律,其作用的发挥一开始就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他指出,破除行政垄断不仅仅需要《反垄断法》,还需要政治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变革。针对社会各界要求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的呼声,黄勇表示,改革的切实推进会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而《反垄断法》则会为改革的落实提供可操作的空间和有效的政策工具。

  五年执法在逆境中成长

  财新《中国改革》:《反垄断法》从

  2008年8月开始实施,至今已经五年了,你怎么评价其执法效果?

  黄勇:五年来,在这样一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的实施初期,应该说《反垄断法》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工具组合和法律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出现这种局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反垄断法》开始实施之时正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沿袭传统,更多地采用了行政力量,运用产业政策工具来应对危机。由于《反垄断法》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以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在中国又承担着打破行政垄断的责任。随着某些领域市场化的倒退,《反垄断法》实施的基础性条件无疑被削弱了,可以说,《反垄断法》是在逆境中实施的。

  虽然宏观环境不佳,但是五年来的实施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三家的执法而言,国家发改委查处了液晶面板案、奶粉企业价格垄断案等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商务部审查了700多个经营者集中案件,工商总局也查处并公布了利乐案等20余起案件。此外,法院系统也受理了大量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特别是2012年《反垄断法》司法解释出台后,相关案件量呈井喷式增长,锐邦涌和诉强生、华为诉Inter Digital等案件的审理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反垄断法的执法、司法产生了良好的宣传和普法作用,全社会开始逐渐认识到《反垄断法》的作用。

  当初,在《反垄断法》的立法阶段,除少数经常牵涉反垄断问题的跨国公司比较关注法律起草之外,国企、民企和行业协会并没有表示广泛的关切。《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国外一些大公司一直跟进反垄断法的发展,不断与政府和学者交流。直至目前,一些国有企业也意识到这部法律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逐步开展《反垄断法》培训,参与学术、实务座谈会和研讨会,制作合规手册。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当然,也必须认识到,这还仅仅停留在《反垄断法》的普法阶段,离发挥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自由企业大宪章”的作用还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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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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