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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读到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


□ 胡思升等

  关于外国文学作品座谈会记录
  
  外国文学作品现在出版得多了,是好事还是坏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同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有什么关系?社会上某些不良风尚是否要由外国文学作品负责?对有关翻译、出版工作者有些什么要求?——这些问题,近来受到大家的注意,成为时常出现的一个中心议题。
  六月十二日,本刊邀约一些搞翻译出版和喜欢读书的同志,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想法。下面是他们的发言记录(以发言先后为序),请读者看看是否有些道理。
  
  充分肯定成绩不能求全责备
  
  胡思升
  
  (新闻工作者)
  
  我不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作为新闻工作者,同外国文学多少有点接触。说几点想法,仅供参考。
  首先是怎样估计这几年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我觉得总的来说,这几年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活跃了思想,打破了禁区,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排除了。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出版工作恐怕只能说是刚开始活跃。是开始阶段,因为时间还很短。总的讲,成绩应该肯定。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有人概括了三个字:乱、滥、糟,讲什么社会风气不好跟出外国文学作品有关系。这个看法我不同意。我前面讲了,这个工作刚开始做,不能说每本书都出得很好,每本书的印数都那么恰当。在十几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后,我们开始思想有些解放,开始要介绍外国、了解外国,眼界开阔了,这中间出了一些就说是小小的不周全吧,不能求全责备。我们现在求全责备的风气很盛,所以好多事都非常难办。我想马克思生活在我们现代中国的话,恐怕也有点麻烦,他把欣赏外国文学作为精神上的休息的愿望就很难满足。马克思晚年最喜爱阅读的一本惊险小说就是《基度山伯爵》。有人说这本书不该出,我不理解,不知道论点是什么?我倒是觉得这本书要是早出若干年的话,对我们理解一些社会现象还有启发,能认识搞阴谋的人,手段是很毒辣、很残酷的。听说江青喜欢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不能读,各取所需嘛!
  我们过去有种倾向,出一本书或是翻译一本书都提到不适当的高度。过去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说,近十几年来,有一书兴邦、一书丧邦的感觉。好象出了一本书,国家就可靠它兴旺发达,可以影响一切、决定一切;反之,一本书被认为不好,似乎我们的政权因而要垮掉。把一本书的威力估计得太过份了。我们经过的好几次运动都和书有关,文化革命也是从书开始的。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应该说有功,但他死恐怕也死在翻译巴尔扎克上。这些教训值得考虑。我们周围这种神经过敏、求全责备、杞人忧天的作风很盛。今后恐怕“极左”思潮还要继续干扰翻译、介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因为貌似革命,容易唬人。其实马克思对他所在的时代和以前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包括惊险小说和幽默小说在内。他熟悉德国、法国、英国、希腊的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说,如果对世界的文学作品不了解、没研究,是不能了解世界问题的。《马克思传》里有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马克思“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可见那时就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目前,我们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比较多的是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的近代文化有进步的一面,是人类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对巴尔扎克,马克思的评价很高,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要了解那个时代,不看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当然,副作用的问题要注意,不能不加选择地盲目出版,我们当然也不需要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书。至于现在出版的《飘》、《基度山伯爵》、《红与黑》等等,我的看法是可以看,可以出,因为这都是世界公认的文学作品,出多少可以考虑,但出了绝不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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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0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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