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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


□ 哲 贵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徒手。信河街人。今年三十六岁。
  我现在被软禁在信河街的康宁医院里,已经半年多了。这里的医师一进来就对我说,乖,手臂伸出来让我看一下。医师一说,我就听话地把手臂伸给他。医师抓住我的手臂后,在我上臂的肱二头肌上捏来捏去,弄得我身上一阵阵发酸发痒,忍不住“咯咯咯”地傻笑起来。就在我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的时候,医师拿起原本放在盘子里的大针筒,毫不犹豫地向我的手臂上扎去。这种情况早晚各出现一次。每次的间隔是十二个钟头。在这中间,我有时会心慌起来,特别希望医师来给我打一针。所以,我怀疑医师给我打的是“美多芭”或者是“度冷丁”,因为这个针一扎,我的身体就不听指挥了,好像身体上面有很多根绳子吊住,一举一动都被牵引着,人也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不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更可怕的是,近段时间来,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断裂的现象,“断”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而且,“断”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空白的面积越来越大。我知道,这是脑神经坏死的前兆,用不了多久,我的脑神经就会失去自控能力,荣幸地成为一个痴呆病患者。现在,每一天,大概有一个钟头,我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这种清醒,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莫大的折磨,因为只要我一回过神来,一些我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就会一件一件地从脑子里跳出来,放录像一样。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把这些事写下来,公之于众。我这样做,有三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不想让这些事每天在自己的脑子里播放一次,这种情况既痛苦又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一个理由是,如果我不把这些事写下来的话,等我死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神经病。那我就不是病死的,而是冤死的了;再一个理由是,我在大学里当过文学社的社长,觉得自己的文笔颇为可观,这时不拿出来练练更待何时?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我的手现在还能动,而且,在这之前,我已经偷偷收藏了很多医师查房时留下来的笔和纸。所以,我就可以利用头脑清醒的时候,开始写出自己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到这些文字,就当是对一个垂死者的临终关怀吧!如果有人看完之后,又把这个故事转告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那我就在这里给大家磕头了。
  
  2
  
  信河街第一人民医院,是信河街最好的医院。
  在医院里面,我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官居药剂科科长,手握整个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进出大权。
  那时,医院的手术费和住院费还没有上调。医院给病人做一个手术的费用,加上材料费、床位费、化验费、护理费、陪人费,等等等等,摊开来一算,只能抹抹平。那医院的主要收入从哪里来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都是从我管辖的药剂科里来的。用我们的行话说,这叫“以药养院”。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施药品降价制度,药品还在一个很高的价位上运行。一个新药品进院后,要定多少的价位,只要我们医院的药事管理委员会开个碰头会就定了。有的时候,甚至连碰头会也不用开,我拟一个价格,跟院长通一个气,就上架了。
  信河街人民医院的院长叫季曾节,是我的恩师。我在医学院读药学专业时,他是我们德高望重的系主任,是我的导师。在医学院里,季院长对我就特别照顾,在各种场合表扬我,说我的脑子比别人转得快,能够做一些有开拓性的工作。他还多次说过,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私底下也是这么做的,逢到节日的时候,譬如说清明节啦!七月半啦!中秋节啦!冬至啦!我们信河街的人都要在家里烧几个菜吃。季院长会叫我到他家里去吃。为了我能够跟我爸爸一起过节,他们家的节日都是提早一天过的。我医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调到信河街人民医院当院长了,我没有费一点力气,他就把我的手续办好了。如果不是他,我也不可能进这么好的医院。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我对季院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有时候,我对别人说起季院长,说着说着,眼眶会没有来由的红起来。这一点,我自己也很奇怪,我跟我爸爸相依为命几十年,对他也是有感情的,但我跟别人说起我爸爸时,从来没有眼眶会红起来的感觉。所以,我有时想,在我的心中,季院长的形象比我爸爸要高,他在我心里埋得也比我爸爸深。而我,也可能把他看做自己心目中一尊神了。我去寺院烧香拜佛时就有这种要哭的感觉。
  我先是分配在药房,很快就调到药剂科,也没有多久,就当上了药剂科的科长。我知道,这都是季院长的原因。可是,说起来,我内心有愧,我并不是死心塌地想待在医院里。
  
  3
  
  我的爸爸黄一钧,原来是信河街著名的皮鞋老司。他十一岁就跟人学做皮鞋,练就了一手好本事,经他手做出来的皮鞋,只有四个字:合脚,有型。有人传得很神,说穿上我爸爸做的皮鞋,觉得脚下呼呼生风,跟《水浒传》里那个神行太保戴宗一样,会腾云驾雾。后来,我爸爸做鞋的摊子,发展壮大为一个皮鞋厂。质量一直很好。但我爸爸埋头做皮鞋可以,抬头吆喝做生意却不在行,加上他年纪渐渐大了,而且,几十年跟鞋胶打交道,呼吸道被甲苯彻底打败;再加上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政府不让他做皮鞋,把他的皮鞋摊子都砸烂了。那段时间,爸爸每天要抽四包烟,早上一醒来就开始喝烧酒(我妈妈就是在那段时间生病走了)。这种生活状况一直维持到他又可以做皮鞋为止。但是,他已经患上很严重的支气管炎了,后来还增加了高血压的毛病。曾经有一段时间,爸爸的皮鞋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厂子了,但是,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越开越小,奄奄一息。爸爸觉得力不能逮,他又不想就这样丢掉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工厂,无奈之下,他叫我去接手他的工厂。我出于对爸爸身体的考虑,并且,我对自己投身经济大潮也是跃跃欲试。在我们信河街,有条件出来做生意,却还死赖在单位里,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所以,就向季院长递了辞职报告。季院长不但没有同意,反而提拔我当了科长。我对他说,我不行的,我怎么当得了科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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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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