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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池莉小说中的传统性别观



  摘 要:池莉在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的同时,也把对男人与女人的认识融进了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形象之中。尽管性别并不是池莉小说的关键词,但传统父权制社会的性别观念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女作家,在许多文本中不自觉地表露出来。
  关键词:池莉 传统性别观 女人 男人
  
  池莉是当代文坛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她的作品以写实化、平民化、世俗化为特征,对市井人生的细致关怀引起了广大受众的共鸣。池莉在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的同时,也把对男人与女人的认识融进了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形象之中。池莉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积累渗透在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传统父权制的性别观念也同样在池莉的意识深处烙下了印记。池莉有一篇随笔散文名为《男女有别》,文中谈到女人最好不要研究哲学,不要说相声,不要从事摔交、相扑、举重等体育运动;而男人最好不要磕瓜子,不要翘兰花指,不要长鲜艳红润的嘴唇等等。问题虽然并不涉及实质,但从这样一些不关痛痒的生活细节中还是让我们感到,在池莉心目中,男人与女人之间是有着一条深深的鸿沟的,从姿态、外貌,到思维方式和选择职业,这条鸿沟都是无法跨越的。这就多少有点性别本质主义的味道了。玛格丽特·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早就指出:“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虽不是全部方面)极少与性别差异本身有关。”“作为具有特定人格的人,在同一性别的个体之间存在的气质差异的程度决不亚于异性之间的差异程度。”这也就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的差别更多是由父权制的文化观念造就出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从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池莉还是根深蒂固地接受了传统的父权制性别观,认为“男女有别”。这在她各个时期的小说中也同样表现了出来。
  
  一、20世纪80年代:男人的理想与烦恼
  1987年,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发表,池莉随之成名。这篇小说如果褪去“新写实”的光环,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观照的话,就会发现它是男性本位思想的一个模板。女作家将一个男人放在了叙述中心的位置,他用他的眼睛观察他自己,观察他的生活,还有他身边的女性,整篇小说打上了深深的男性印记。
  男主人公印家厚在一天之中不断遭遇烦恼,而这些烦恼几乎都源于他作为男人的性别身份。半夜儿子掉床,老婆趁机发难:“是男子汉,要老婆儿子,就该有个地方养老婆儿子!窝囊巴叽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男人在传统性别观中是家庭的顶梁柱,他理所当然应该气宇轩昂,理所当然应该是女人崇拜的英雄,理所当然应该养活老婆孩子,为老婆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如果一个男人达不到这些标准,就不能算真正的男人。不管是印家厚还是他的妻子,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的观念都早已深入骨髓,不可动摇。所以,老婆只管骂,丈夫只好听,再委屈也无法辩驳。出门上班时,印家厚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呢?”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价值是建立在男人的需求之上的,不外乎劳动工具、生育机器与欣赏对象三种用途。一夫多妻制被破除了之后,男人便把对女性的多种需求集中在妻子一人身上。妻子不仅要相夫教子,洗衣做饭,而且最好还要年轻美貌,鲜亮性感,满足丈夫的审美需要与性需求。可妻子总会有人老珠黄的那一天,于是,男人必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呢?”印家厚的感慨充分证明了女人作为审美对象的客体地位。为了弥补男主人公的缺憾,女作家便在印家厚的生活中编织了另外两个女性,知青恋人聂玲和年轻学徒雅丽。最值得玩味的是雅丽这个形象。一个年轻活泼、漂亮性感的女孩子,执着地爱着拖家带口、生活拮据、烦恼缠身的师傅,爱他、懂他、理解他、帮助他,甘心情愿做他的红颜知己,而且无所求无所怨:“我什么也不要求。”从来“不谈爱情”的池莉怎么会编出这样纯洁真诚的爱情?这样的爱情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呢?以笔者所见,它产生于男人的需要,产生于男人对年轻貌美的女性的永远渴望。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它只不过是男人的一个白日梦而已。而池莉却愿意为男人的这样一个梦虚拟出一个并不真实的女人和一段并不真实的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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