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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创作的生命底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中,以萧红那样的年纪和阅历,如此关注生命的存在方式、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构成其创作的一个持之一贯的心灵指向,实在是一个特例。她执著地思考人生,叩问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在人的生存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她的笔下,呈现并解剖着种种生命的样态,或曰各色的人生。
  首先,是挣扎于“生死场”上如动物一般的原生态人生的呈现。在那块东北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古老的黑土地上,人们匍匐于自然和非自然的淫威之下,不停地劳作着,沉重地喘息着,像动物一般忙着生、忙着死,年复一年,生活得艰难而麻木。这中间,有愚钝可笑的二里半、麻面婆,有能干的赵三、刘青山、王婆,有不幸的月英、金枝……他们只知道默默地忍受,从不懂得抱怨,更未思虑造成这种生活状态的原因。由于贫困,物质条件被给予了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却变得轻贱。《生死场》中关于二里半对山羊的难解而又可解的情感以及王婆卖马的描绘让人难忘。还有金枝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以及金枝的悲苦命运的描绘,都使我们明了:在这混沌的生死场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无从体现,人的尊严、情感已让位于最基本的生命需要——活着。这是一群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这时代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萧红呈现了这麻木混沌的人生图景,便也浓缩了文化启蒙所面对的民众的精神状态。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这块土地,使人们到了“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们被长期困苦生活摧折得麻木了的人的意识开始苏醒。于是有“血誓”,有刘青山的奋起,有王婆的果敢和奋不顾身,有二里半的终于别了他的山羊,一跛一拐地跟上抗日队伍。然而,透过《生死场》前后断裂的文本,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救亡”与“启蒙”的矛盾思考。在被当时评论界认为“不典型”,“过分渲染了农民的落后”的文本中,恰恰蕴含了萧红对人生和社会历史的独特而深入的探究,这也正是《生死场》魅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对美好人性被摧残、被践踏的暴露和鞭挞,是萧红关注人生的另一重要视角。《呼兰河传》中,作者作为呼兰女儿那亦爱亦恨亦悲的如泣如诉如歌的倾诉,使我们又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了我们民族经千年封建文化沉积而衍生的世态人生。那个隐寓了封建文化封闭、保守、自足体系的大泥坑,实在是呼兰河人思想意识、道德规范和乡俗礼仪结合的一个绝好象征。人们对待大泥坑的态度,恰好反映了他们因循守旧、拒斥变革的心理以及寂寞无聊、空虚乏味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抹杀个性的社会中,人们的情感变得冷漠和麻木;人们容忍甚至鉴赏残酷,却不容忍有违背传统生存方式和理念的人存在,必欲翦除而后快。天真、健康、大方的小团圆媳妇,浑身洋溢着人的美好天性和生命活力。可周围人们认为她“不像个团圆媳妇”。因为,她竟然“不怕羞,头一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于是,小团圆媳妇不断遭婆家毒打。她被打病了之后,婆家又跳大神、“捉妖”、“赶鬼”,用滚热的水当众给她洗澡。在此过程中,除了幼小的“我”和祖父对她的境遇表示同情外,周围的人无一例外地充当了说客、看客,甚至刽子手。尤为可悲的是,对于小团圆媳妇的死,婆婆和周围的人没有丝毫的负罪心理。人们冷酷地残害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还自以为天经地义。镇上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以前是人人夸赞的好姑娘。可是,因为她敢于自己做主嫁给了穷苦的磨倌冯歪嘴子,于是,满街人鄙夷得唾沫星子乱溅。她再也不敢面对众人,连冯歪嘴子,也觉得自己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怀着羞惭和不安。王大姐得产后风死了,人们又等着看冯歪嘴子的笑话,人本应具有的怜悯心、同情心和向善心在此荡然无存。腐朽的道德和鄙陋的乡规礼俗相结合,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文化心理,浸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以耳濡目染和日积月累的形式代代相承,构成一种浓厚的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社会氛围,令人窒息。
  再次,作者还将探询、批判的目光投向带有阿Q相的“多余人”的人生。《马伯乐》中的主人公马伯乐,《逃难》中的何南生,是带有阿Q相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马伯乐生在一个洋奴气十足的所谓绅士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看不惯父亲的虚伪和崇洋媚外。但是,长期游手好闲的生活,使他平庸、懒惰,整日想入非非,却又百无一用。他曾准备好从父亲的家中逃走,却因为早晨起来父亲的两声咳嗽吓得方寸全无。他懦弱无能而又自私至极,开书店赔了个精光;已到身边的爱情都没有胆量承认和接受;独居上海时,每天连一再绊脚的瓶瓶罐罐都懒得去挪开;日本飞机来了,他扔下妻子和孩子,自己抱头逃命。借助漫画式的人物,萧红对这块古老土地上,阻滞人们前行的沉重的积习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惯势进行了透视和批判。
  另一类带有阿Q相的“多余人”以《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和《王四的故事》中的王四为代表。有二伯是一个无家无业的寄食者,却看不起和自己同样地位的人。《王四的故事》中的王四,受了一辈子的苦,却没有自己的家。因为勤快和忠心耿耿,主人很信任他,他听主人称他“四先生”,便觉得自己也是主人家的人了。当少主人偶尔称他“王老四”时,他满心不快。河上涨水时,他扛着主人家的包袱和孩子往高岗上送,恍恍惚惚地听人们说“老四先生真是个力气人”,主人又称他为“四先生”了,他又感到了往日的荣耀。在王四和有二伯身上,呈现了萧红对奴性——国民劣根性的认识。面对他们,萧红如同鲁迅面对阿Q一样,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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