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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话剧的希望


□ 零 号

今年(2005年)是话剧中心成立十周年,从上半年起包括院庆在内的各种活动和演出非常热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颇有几番盛世的气象。那时,秉性硌涩的小零就想着说两句不冷不热的言语,道一些不三不四的道理,来给话剧中心的大庆帮衬帮衬。谁知这一落笔竟拖至今日。时间跨度太长,文中的一些意思怕是早已时过境迁

一是市场营销

关于话剧中心的市场营销,有个小例子很能说明些问题:上半年有一段时间我打电话到中心去订购话剧票,却被很客气地告知没有订票了,需自己到窗口去买。我很礼貌地把电话挂掉后,心里却开始恼火,因为这样的回答已经听到不止一两次。
更要命的是,一些快要上演的剧目,往往会因各种原因推迟或罢演。如果偶尔为之,我们可以理解,但经常没来由地来这么一下,倒让我觉出里面有大问题。
话剧中心有一个名为“戏剧沙龙”的所谓戏迷组织。但实际上,这个“组织”似乎并没有很好展开运作,比如买票时好像就不需要出示会员卡,而续费方式(到话剧中心亲手缴费),我总觉得过于古老了。更何况,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样的续费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
以上种种,虽然中心的朋友们都可以有各种理由来解释,我们也相信这些解释多少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上述现象难道不显示了某种观念的落后吗?作为演出市场的主体,市场营销理应是一个极受重视的流程,只有通过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才能更好地吸引消费者,这是市场经济中最浅显的道理,对话剧中心来说就是要服务好观众。但现在话剧中心的朋友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一点。
因此,为中心的发展大业计,我觉得中心至少应该注重两点:一要更注重常规票务系统的发展和完善,而减少非正常渠道的留票、蹭票;二要更注重票务系统的现代化运作,而改进老套古板、不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门售传统。
同时,注重受众细分、注重基本消费群的培育和发展,也是现代市场营销的题中之义。我曾建议:中心可以依托沙龙会员的资料建立一个数据库,每次会员购票时,通过记录会员号,便可以掌握究竟是哪些人在看戏,职业情况如何,什么学历水平,意向何种票价?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话剧?这样,随着数据库的日积月累,一个相对固定的观众群就自然出现,而这就是中心要努力维系并不断壮大之的基本观众群。就相对数来讲,现在的话剧毕竟是小众艺术,我们没有必要幻想话剧像电视连续剧那样被大众趋之若鹜。只有摆正位置,认清形势,埋下头来、静下心去踏踏实实地把基本观众群经营好、服务好,真正树立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品牌,才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碧梧荫浓凤来栖,正是这个道理。

二是多元化的话剧市场

希望话剧中心要有培养自己竞争对手的胸襟,为培育上海多元化的话剧市场多出点力。
不客气地讲,话剧中心乃至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文艺团体的人士,至今仍有从对所谓高雅艺术的话语权垄断中获得快感的潜意识。在我们的专业人士眼里,在一些观众朋友心里,“高雅艺术”究竟是发自内心对善和美的渴求与倾慕,还是用以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标志,是很难分清的。
现在的上海话剧存在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演出剧目质量上的乏善可陈;二是话剧制作人员结构上的单一;三是话剧演出场所分布上的偏颇。
第一点很多朋友批评过。第二、三个问题分别提出了上海话剧的内外部环境问题。
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培养,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同一个学科体系,有着相差无几的人生经历,甚至连价值观念都趋同的他们,在同一个场所,要想制作出色彩斑斓的话剧作品来。谈何容易。因此,这里讲的内部环境,指的就是现今体制下国家文艺团体封闭自足的、内循环的人员结构和制作环境。这本身就容易造成贫血。看看国内外的戏剧历史,凡高潮,似乎都是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为了同一个戏剧梦走到一起才铸就的辉煌。因此我觉得,话剧中心的人们,在满足了作为艺术工作者的贵族情结的同时,还是应该保有一些清醒的谦卑为好。
至于外部环境,放眼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常年上演话剧的场所只有安福路288号,而许多自发组织的话剧团体根本得不到包括演出场所在内的一些基本支持。按说,只有一个正规话剧演出团体,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一定是不相符合的。上海是一个人口众多,且流动量很大的现代化都市,市民成分复杂、层次多样,但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中,他们都需要有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来缓解压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他们对艺术的观点、要求,或者具体些说,他们对话剧的喜好和态度可能会因为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差异而不同。因此,细分观众群,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话剧演出市场,以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便成为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当然,这就需要有针对不同观众的细分的演出团体和场所。这不是话剧中心一家能够做到的。但作为上海唯一的正规话剧团体,无论如何都应该具备这样的观念和胸襟,然后才能去努力实践并促成之。而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剧中心所缺乏的。这么说或许有些言重,因为这些毛病多半其实仍是体制上的弊端造成的。谁让我们只有话剧中心这一个专业演出团体呢?谁让话剧中心也面临着既要承载塑造上海文化外衣的责任,又不得不面向市场自己找饭吃的尴尬呢?而且从深处说,我国几十年的文艺体制,导致了艺术团体在教育、生产乃至演出各个环节上都过分体制化、官本位化。当艺术被权力浸染,无论其初衷如何美好,艺术终会变质发硬。陈丹青愤而辞去清华教职正是出于这个缘由。而绘画毕竟还是个体艺术,及至话剧这样的需要众人集体来完成的综合艺术,问题就更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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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话剧 200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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