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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困惑


□ 叶奕翔

  我讲授一门叫做“外国文学作品选读”的课程,有三年了。期间我发现,世界文学经典很难激起大学生阅读欲望。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卡夫卡、塞万提斯,学生们望而却步,有阅读兴趣的寥寥无几,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甚至像《老人与海》这样颇有可读性的小说,也并不吸引学生。有个同学在发言中称,为了准备课堂发言,她硬着头皮、花了一个星期,终于看完了《老人与海》。同学们最为困惑的一个问题莫过于:这些声名显赫的名著、经典,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我读起来总觉得那么枯燥乏味呢?
  我想同行们或多或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也许与学校的学习氛围有关,我校是一所教学应用型的单科性院校,人文氛围欠缺,出现这种情形并不很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世界文学经典在大学生中遭到的冷遇,仍然激起我的深思。根据我的教学实践,我想至少有以下原因:
  一、对文字的抗拒
  据说现在是“读图时代”,人们已经不耐烦阅读大段大段的文字了,青春躁动的大学生更是如此。我选讲的第一篇通常是荷马史诗。对《伊利亚特》的讨论,例如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应该说是很热烈的。在同学们的发言和作业中,不乏精彩的见解。例如有个男同学声称要做赫克托耳那样的男人,有责任感、有勇气,而不愿做阿喀琉斯那样的英雄,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杀人狂。而有个女同学则宣布要嫁人就要嫁赫克托耳,绝不考虑阿喀琉斯。这样看来,似乎同学们对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分析。可是,我不得不说,这些讨论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即他们看了好莱坞电影《特洛伊》。学生们的讨论,都是建立在美国人的电影、而不是在古希腊人荷马的作品之上的。电影《特洛伊》不愧是好莱坞的大制作,很好看。可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原作做了不小的改写,因此,我不得不把讲授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问题上。通过原著和电影的比较,分析美国人对荷马的改写,并引导学生阅读原著。可是一旦回到原著,原本热烈的讨论顿时冷却下来。大部分同学表示看不懂原著,或者没有电影那么有趣,甚至于看不下去。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学生通过山口百惠,而不是川端康成接受《伊豆的舞女》,通过肯尼思,而不是莎翁,接受《哈姆雷特》……大凡要讨论一个作品之前,大部分同学的准备不是阅读原著,而是去找电影看,或者是先看电影再读原著。他们往往容易被直观的画面所吸引,却抗拒提供了更广泛的想象空间的文字。面对黑压压的文字,心生厌倦。
  二、时代与文化的隔膜
  虽说伟大的作品是穿越时空的,可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生实在很难对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感同身受,或者对古希腊的文明有深刻体会。这就构成了障碍,把他们阻挡在《堂吉诃德》和《俄狄浦斯王》的门外。这里涉及当代大学生的知识准备,以及中国大学的教育理念。更为明显地表现在宗教和哲学方面,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和形而上思辨传统,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在教学中,我深深地感到,宗教,在中国大学生与西方文学之间,画上了一道深刻的鸿沟。宗教这一维度的欠缺,使同学们与《复活》格格不入,不能明白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至于布莱克和叶芝,则更是不知所云。由于这一切都是显得那么陌生,学生自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感觉,读起来味同嚼蜡。哲学造成了另一个维度的障碍。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形成了抽象思辨的传统,而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偏于实用的,加之当今大学生置身的,是一个急功近利、喧哗浮躁的时代,很难有大学生静下心来阅读经典,他们不能真正理解浮士德和堂吉诃德的苦苦追求,就不奇怪了。
  时代和文化的隔膜,还造成同学们对外国文学经典的误读。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对经典的“政治式”读法和“道德式”读法。所谓“政治式”读法,众所周知,就是无一例外用国家、民族、阶级这样的概念读经典。这种思维是如此之牢固,令我非常吃惊。我原以为中学语文教学“改革”频繁,想象中的中学语文教育应该是重人文、重创新的“博雅教育”,可是我们通过高考选拔出来的大学生仍然顽固地把文学作品简单地政治化。道德化则是简单地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好人、坏人,这恐怕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解读法,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人历来热衷于做“道德文章”。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过于侧重于道德,几乎成为思想品德教育的替代品,因此我们的学生非常习惯于对人物做道德评判。在教学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莫泊桑和易卜生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林堡更能吸引学生。经过分析学生的发言和作业,我悟出了其中的原因:显然,莫泊桑、易卜生的作品更适用于政治法和道德法,同学们可以用熟悉的概念,轻车熟路地分析《羊脂球》、《玩偶之家》。可是用这样的方法读《罪与罚》、《红房间》,总是捉襟见肘,至少很难写成一篇一两千字的作业。我推断,由于很多文学经典并不仅仅提供政治和道德视角,习惯于用这两种方法的同学,就感觉到隔阂。例如《变形记》,同学们看到了格里高尔的亲人们的冷漠,于是,作为万无一失的标准答案,“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结论就出来了。可是,如果所有的西方小说都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同学们能不感到厌倦吗?更为主要的是,这样一来,同学们就很难明白卡夫卡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描写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所见所闻,觉得枯燥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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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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