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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诚信危机


  中国的学术道德维护“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是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主任黄伯云在2010年1 1月举办的中国科协年会上发出的大声疾呼。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根据中国科协所作的“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超过六成的科技工作者认为中国科研道德水平下降,超过五成的研究生认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是违背科研道德与诚信最严重的群体”。

  可资佐证的是不久前《纽约时报》的报道: “问及中国学生对学术抄袭的看法,回答都是令人吃惊般的若无其事。” 此外,《科学》《自然》《柳叶刀》等国际著名期刊近来也连篇累牍发表新闻或评论予以披露和抨击。一时间,中国在国际科学界遭遇形象危机。学术不端与中国社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国际上将在申请课题、实施或评价研究、报告结果过程中伪造( fabrication)、篡改数据或结果(falsifcation)以及剽窃( plagiarism)称做违反科学研究道德的不端行为( misconduct)。

  在中国,除了符合上述通用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还包括伪造学历和工作经历,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等。

  中国科学家之所以会违反科学道德,固然是因为个人追逐名利,包括晋升、获得承认和奖励;另外,科学共同体内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还有处在急剧变化之中的社会外部因素。这与国外科学家的不端行为的原因并无二致。

  但貌似相同的原因背后,恐怕蕴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层次问题。 人们往往会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归咎于竞争。中国的科学家乃至研究生都要发表SCI论文(即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论文),SCI论文数量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了评价、提升和奖励科学家的惟一指标。一旦科学家完不成其数量指标,他们就有可能将一篇文章拆成“最小的可发表单元”,甚至铤而走险。这种竞争,与国际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开发的投入急剧增长,但资源的稀缺性并没有得到缓解。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的资助率不到20%,平均每5位申请的科学家中仅有1人可以获得资助。在财力有限而经费竞争能经不起诱惑,伪造学历、履历和发表论文的纪录。

  中国科学家还面临着来自科学和政治领导人的压力。中国近年来增加研究开发投入,2009年研发经费达到了58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0%。但是,产出并不与投入相匹配。于是,国家寄希望于科学家、尤其是精英科学家早出成果、出大成果,包括在未来二十年内获得诺贝尔奖。

  过高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使科学精英明显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显示官员的政绩观念,有时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似乎出“研究成果”便可以提升国力,从而给造假起到了某种诱导乃至“鼓励”的作用,并导致中国科学共同体普遍浮躁,自上而下处于一种急功近利和追求短期行为的亢奋之中。由于府,政府对学术问题的行政干预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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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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