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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海外中国小说研究简说


□ 何 萃

摘 要:为识庐山真面目,置身山外是十分必要的,但亦需有身在庐山的真切体验为前提。若非如此,庐山愈远,愈失其真。二战以来海外中国小说的研究者,由于总体上对中国文化日渐隔膜,其个别研究有许多难免断章取义、图画鬼物之嫌,这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小说文体的认识、“小说”边界的界定以及小说文本意义的解读等方面。二战以来海外的中国小说研究,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战后海外汉学的诸多变化和发展趋向。

关键词:海外汉学 中国小说 叙事学 中国小说史略
引 子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戏曲小说一类皆不足登大雅之堂,故戏曲小说的研究都是迟至近代因西洋文学观的输入才发生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小说的研究远早于中土。早在1826年,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即为《玉娇梨》的法文译本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序言,这是西方国家目前能见到的中国小说研究方面的第一篇文章,其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小说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不绝如缕。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1868—1947)、盐古温(1878—1962)等在20世纪初叶开始留意戏曲小说的研究,主要得益于法国汉学界的影响。其后北京胡适之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京都的汉学家们。在文学观念发生深刻转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小说研究领域相互激励,更兼日本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这样二战前日本的中国小说研究便很快提升到相当高的水准,并且远远超过法、德各国。二战以后,日本小说研究独领风骚的格局渐被打破,欧美及东亚各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也相继展开,相互竞胜。在这样的情况下,名家纷出,名作叠现,海外的中国小说研究总体成就的取得远远超过战前。这是本文选择二战后中国小说研究这一话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战后,美国汉学崛起,在美国汉学的影响之下,国际汉学的研究格局和发展趋向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在海外中国小说研究方面也有深刻反映。傅斯年先生尝言:“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准此以论,如果我们将沙畹(Edouardchavannes 1865—1918)视为近代欧洲第一代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等为第二代,那么战后海外崛起的一批汉学家如高罗佩(Robert Hans vail Gulik,1910—1967)、小川环树(1910—1994)、内田道夫(1916——)、柳存仁(Liu Ts’un-yan 1917—)、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 1920—2002)、夏志清(1921—)、韩南(Patrick Hana 1927—)、李福清(Boris Riftin 1932—)等从年辈上说大致可以算为第三代汉学家,而马幼垣(Yau Woon Ma)、小野四平、小南一郎(1942—)、浦安迪(Andrew Plaks)、伊维德(Wilt L.Idema,1944—)、毕晓普(J.L.Bishop)、雷威安(Andre Levy)、芮效卫(David Roy)、王靖宇(John Wang)、郑培凯、金文京等大致可以算为第四代汉学家。所以战后海外中国小说的研究主要是由第三代、第四代以及正在进入学坛的第五代汉学家完成的。他们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范式与上两代人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进入中国小说研究时取径也大不相同,由此我们可以窥视战后海外汉学的一些发展动向。这是笔者选择二战后中国小说研究这一话题的另一原因。
二战以来中国小说研究成绩的取得,是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离开了海外学者的参与,其成绩的取得是无法想象的。鉴于近二十年来,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已有较多的介绍,海外学者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多为学界所知,故本文对二战以来海外中国小说研究的评述主要以“批评”的眼光,称得者寡,述失者多,初衷在求学术之进步,此点敬请海内外学界同行鉴察。以上算为引子。二战以来,海外汉学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献考据方面,主要包括小说家生平事实之考证、小说作品之成书、流传、版本等方面的历史梳理。如近代日本著名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1902—1980)对日藏中国古籍整理、介绍方面做了许多令人敬仰的工作,对中国小说也有许多具体研究,战后发表的《〈金瓶梅〉的版本》(1949)、《〈金瓶梅词话〉的影印经过》(1963)等文对《金瓶梅》的相关考证,颇见功力。。小川环树被认为是“战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支柱”,他针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成书过程、版本等方面撰写的论文,皆颇足引人瞩目。清水茂的汉学研究中,小说研究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其论文《〈水浒传〉的地理知识》,颇为《水浒传》研究者看重。美国小说研究者中,最受尊敬的为韩南、夏志清二位。韩南有名著《中国话本小说》(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 ,其论文《〈金瓶梅〉探源》旁征博引,颇受推重。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所论多切理恹心,洵属沉潜有得之作。俄罗斯汉学家中,最为国人熟知的为李福清教授,其所著《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创作传统——口头与书本的〈三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长期执教澳大利亚大学的柳存仁教授,有不少颇见功力的文著,如《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1976)10等。上述文著,大致反映了二战以来海外汉学在中国小说方面所达到的研究水准,在今后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历史研究是小说本体研究得以展开的根基和前提,史实考据在整个研究中的价值无论怎样强调也都不过分,但史实考证毕竟还不是小说本身的研究。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生平史实的考证(所谓“曹学”)以及《红楼梦》版本源流的历史梳理当然是重要的,这是我们能够展开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红楼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进入小说本身,严格意义的“红学”应当主要是指人们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研究——小说之艺术结构、表现技巧、思想意蕴等,其他终属“红外线”。海外中国小说研究在史实考据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勿庸置疑的,唯独在“小说本身”的研究方面存在许多偏差,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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