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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魂之地的文学追问


□ 企 吴

摄魂之地的文学追问
企 吴

曾经栖栖靡定的漂泊已经作别,梦一下变得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在云南边陲三十年后回到江南,浓重的文化记忆挥之不去,于是有了对边缘文学经验的深情回望与着力探勘。这就是张直心集多年心血的专著《边地梦寻》。
表面上看来这是“远离中心”的论述,然而,恰恰是作者自觉自信地定位于“边缘”,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事象做了有深度的述析,并有所发见,不能不成为对“中心”的有力回应。人们往往以“观光客”的目光赞叹云南的美丽、丰富、神奇,却未必能像作者这样悉心开掘那里的文化资源、文学诉求及其背后的民族记忆;人们往往垂青于边地的神话、史诗、传说,却未必像作者这样在寻梦中借几代作家作品的烛光去照亮那些“活化石”;人们也往往眼企于都市、热点、媒体的文学炒作,却未必像作者这样以边缘站立的方式,面对俗化而寻求精神,面对“空白”与“断裂”而寻求历史的追问。
这种追问,首先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脉动的重新考量和梳理。作者从早年期刊《滇潮》、《翠湖之友》、《云波》的故纸堆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投影中,窥察了“萌生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踪迹,肯定了马子华、李乔等先驱者紧贴时代主潮的努力,却也指出凸显边地文学趋于中原的“普同性”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的弊端……而到了正值进行时的“创获期”。作者又通过对多部新作的细腻分析,把握它们映现“边地民族无声却更其有力的心的搏动”的特征。也就是说,在现今新世纪新阶段,既要有普遍性的中华意识,同时又更要保持自身基于少数民族立场的种族记忆、生命血质和个性选择。这种梳理和概括,大致符合云南以及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轨迹,体现了从“同而不和”到“和而不同”的走向。如果说,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因袭大一统的思维,总在强调独特性应服从于普同性,以他平他,曲己从人,结果是多色变为单色,同则不继,所谓“民族特点”“地域特点”只成为空洞的字眼;那么,经过变革的阵痛、沉重的反思,终于开始了不仅“证同”、更要“求异”的文学践行,在“多元一体”中寻找“异”,寻找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也寻找“集众芳以为美”的路径。

追问确实需要面对不少前沿话题。作者在书中所阐述、论证的以下三个问题,对我们不无学术上的启迪。其一,民族文化的解释权。他指出,有的外来作家可以接受契合汉族传统审美规范的云南“翠湖”,却不能接受那野性的“兽之谷”,那神异的“摄魂之地”,那放恣的热带景观,然而,正是这些边地风景,“孕育了边地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和展示,也注入了边地型生命的气质”。也正由于如此,不可剥夺边地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阐释权,不可以他者的声音替代边城人的声音。这关乎是否尊重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独特创造,因为那里有命运,有历史,也有性格。其二,“民族化文体”是论者的一个关键词。作者将“民族情调”、“文本无邪”、“语言无蔽”视为基本性征,反复强调要“注重从民族文化涵蕴的强度与深度上表现其话语形式的独立性、特异性”。其三,母题变奏和诗性智慧。作者敏锐地观察到:“神话结构、神话原型、神话思维以及神话语法的运用,使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平添了涵盖力与升腾力,逸出了不无逼仄的个人经验世界,向那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诗性灵境提升。”这样,母题的反复呈现与变奏,原型与现实的移位变形,自然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诗性智慧的实验场,企盼有更多切实的回应。
作者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提到,他所信守的批评乃是批评家“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或许正是出于作者肌理绵密而富抒情冥想的性气,他发现了哈尼族青年作家哥布── 一个喜欢独处边缘的“隐者”。从这位分别以风景的梯田、礼俗的梯田、歌声的梯田和灵魂的梯田为题,对哈尼梯田文化进行多维解读的作家身上,从“天在镜中,人在镜中,万象皆在镜中”的色彩和光亮中,感悟到难能可贵的“生命静深”与“艺术静深”的灵心独绝,那也是作者自己对“人与自然互渗互化、相知相融”的一种渴念,一种与研究对象相通的“澄明之心境”。或许正是出于作者不循常规而喜“出位之思”的文心,他发现了藏族作家查拉独几,正是这位“狂者”,采取了“反叛的叙事”,语流放纵不羁,“回旋游走于崇高与低俗、正剧与闹剧、一本正经与‘玩世不恭’、重构神话与冒渎神明的重重悖论间”。这同样是作者的心灵向往,即边地文学需要又一种“骚动间饶有生气,粗粝处尤显雄阔”的艺术创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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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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