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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作品误读、误解问题的思考


□ 刘占勋

  摘 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发生误读、误解的问题,本文以《水浒传》为中心从读者的前见、期待视野、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知识认知、艺术真实、文本规定性和过度诠释等方面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误读、误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
  关键词:水浒传 误读 哲学诠释学 前见
  
  一、误读、误解与哲学诠释学
  施莱尔马赫说:“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在他看来,解释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使人避免误解从而能够保证文本客观原意的再现。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艺术”。
  施莱尔马赫关于避免误解的观点就是要求读者竭力克服掉自己的主观性、成见和偏见,以一种科学的和客观的态度去理解和解释文本。然而,加达默尔却认为“克服成见和偏见”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成见和偏见”,是由启蒙主义产生的一种偏见。日本丸山高司认为,“成见是历史地形成的有限的地平。我们总是被抛入一定的地平,从而在这一地平上理解所有事物。因此,启蒙主义的‘克服一切成见’这一目标则只能停留于幻想的阶段了。克服、消灭所有的成见以及从所有的成见中解脱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抛弃掉使理解成为可能的地平。在抱有这种幻想这点上,历史主义也犯了相同的错误。抛弃了自身所处的地平而追求过去的地平这样的情况,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启蒙主义也好,还是历史主义也好,都忘却了自身的历史性(这段话中的“地平”翻译为“视野”或“视域”或许更好理解)。”
  加达默尔认为“在构成我们的存在的过程中,偏见的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加达默尔解放了人们对于“偏见”或“成见”的“偏见”地认识。这是基于他认为理解就是对话的理论之上的。他一再强调柏拉图的“对话”理论对于他的影响要比任何德国哲学家对他的影响还要大。之前,狄尔泰就探讨过“对话”对于解释的作用和价值。哲学思想的进步往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合理的解读应该是读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对话,意义便是在对话中形成的作者赋意、文本传意、读者释义与创义的复合共生体。” 这段论述注意到了意义产生的对话性和理解中新质的出现。理解就是读者的前见视域与文本中的视域进行的感应认知和视野融合。
  在《真理与方法》中,加达默尔虽然主要探讨的是“理解何以可能”这个哲学问题,然而,对于如何才能正确地理解也不无论述。他说:“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依据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只有通过视野融合,即保持前见解的开放性和本文的开放性,二者进行“诠释学循环”,进行不断地对话,进行不断地“问答”,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误解或曲解。
  误解或曲解产生的原因还有解释者的“期待视野”的影响。读者在对于文本进行理解之前往往有一种意义的期待,他在阅读的过程中便在字里行间寻觅这种与自己经验相符合的期待意义。因为“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这里的“筹划”一词在英译本中是project,这个单词的基本意义是投影、投射等意思,在《哲学解释学》的中译本中,筹划的表达往往就被取代为投影或投射了。投影或投射或许更容易理解,它形象地表达了读者的阅读理解过程其实就是期待视野或前见解寻求与自己理解的意义合拍的过程。
  无疑,前见对人们理解的何所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前见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文本对于意义的理解也具有规定性,文本中的观点亦有正误之分。为了保证理解的正确性,必须不断通过视野融合对前见解与文本进行检验和反思。哲学诠释学强调前见与文本的见解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强调“诠释学的任务自发地变成了一种事实的探究,并且总是被这种探究所同时规定”。这就是判断正确的理解与误解或曲解的标准。
  要想打破对于考据的迷信和对于成见的偏见,把握哲学诠释学是必要的。加达默尔说:“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本文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直到本文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且取消了错误的理解为止。谁想理解一个本文,谁就准备让本文告诉他什么。因此,一个受过诠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本文的另一种存在有敏感。但是,这样一种敏感既不假定事物的‘中立性’,又不假定自我消解,而是包含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和前见的有意识同化。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使得本文可以表现自身在其另一种存在中,并因而有可能去肯定它实际的真理以反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
  
  二、关于对《水浒传》的误读、误解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四章〈水浒传〉:英雄豪气的破灭》认为“对繁本《水浒传》作仔细研读之后就有了用以证实它作为一部16世纪文人小说意义的修正解释……几乎在经过改写的每一片断里分明都给增添了一层有反讽意味的润色。”“反讽”、文人小说及其儒家的修齐平治思想乃是浦安迪解读和诠释中国明代四大奇书的前见,正是由这个前见出发,他对四大奇书所进行的理解无不显示出他的前见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譬如说:浦安迪也发现了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的小说评论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赞美李逵这个形象:忠诚朴直、无成心、敢做敢为等等。浦安迪的解释是这些评论家“写出这些批语多半是根据当时戏曲舞台上得来的关于李逵等人的通俗意象,而不是小说中塑造的具体人物形象。” 浦安迪的这个推想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为什么呢?因为晚明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就是以“真”和“趣”为核心的,而李逵这个艺术形象就是这种艺术审美意识的产物,因而获得了普遍的叹赏。显然,浦安迪忽视了艺术审美的历史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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