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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神秘的大佛》的前前后后


□ 张华勋


前不久,电影频道再次播放了我的处女作影片《神秘的大佛》,一位广州的观众打电话给我说,他又一次看了这部片子,仍然感到新鲜好看,感到祖国文化历史的悠久,感到人民创建文化保护文化的艰辛和伟大。作为这部影片的编导,影片正式放映二十多年后还能听到这样的信息,我感到很兴奋很激动。这说明《神秘的大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经受住了观众的考验,也证明了当时拍摄这部影片的价值和意义。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反思当年创作《神秘的大佛》的前前后后,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或许能更清晰一些,也能提示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创作的动因和依据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这是我国人民世世代代不断地继承、创造、发展和保护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天在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引以为豪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许多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却被“四人帮”一伙看作封、资、修的货色而遭到销毁和极其严重的破坏,四川乐山大佛也险遭被炸的危险。面对这场毁坏文化的空前劫难,每一个热爱中华文化遗产的有良知的炎黄儿女无不感到痛心疾首。因此,我想写一个以人民创造文化保护文化古迹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是四川人,对乐山大佛比较熟悉。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剧本《这不是传说》的修改(拍成影片后改名《白莲花》)。朋友们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并决定共同合作来完成剧本的创作。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前往四川乐山和峨嵋山进行考察和熟悉生活。
闻名中外的四川乐山大佛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建立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合流之处,倚凌云山凿石而成。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气势雄伟,凌云壮观。弥勒坐佛双手护膝,正视端庄,面临三江。远望峨嵋,它“头围十丈,目广二丈,坐高三百六十尺”,约合现在的七十一米。一枚脚趾甲盖上就可以站立二十来人,一只脚背上就可以停放五辆卡车,像个大球场。它不仅是我国石刻佛像中最大的一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坐佛。据史料记载,这尊弥勒大佛从公元713年动工到公元803年完成,先后经历三代人整整九十年的凿山不止,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巧夺天工的伟大创造。
从乐山大佛开始修建到现在的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围绕着这尊大佛有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据《乐山县志》上《唐韦帛嘉州凌云寺大像记》载:唐初发起修建乐山大佛的贵州籍僧人海通,看刭三江汇流之处,水流湍急,舟船至此,往往出事,船毁人亡。于是他立下宏愿,想结合治水工程,修建一尊大佛来镇压江流,为民造福。他不辞辛劳筹集到一笔笔佛财,开始修造大佛,作为一介僧人,他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地的贪官污吏妄想侵吞佛财,海通和尚愤怒地说:“自目可挖,佛财难得!”他为了表示修建大佛的坚强意志和回答贪官污吏的纠缠,终于挖了自己的双眼,这是何等的令人震撼和让人感到海通精神的崇高。这个一千二百多年前动人肺腑的故事被我们移植安排在《神秘的大佛》中,海通和尚说的“自目可挖,佛财难得”这句话,我们改成“双目可挖,佛财难得”在剧本中通过石匠幺哥,海能法师、司徒骏等反复四次强调,以表达人民保护大佛的意愿和决心。海能法师眼睛被挖的重要情节也由此引申得来。
在创作剧本和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曾向了解有关情况的僧人、文管所长等进行座谈采访,也曾在大渡河边同船工们一起拉纤,同船工们一起在船头,在竹丛旁听他们讲述大伟的传说和故事。传说中有一位石匠幺哥为了修建大佛,志愿上山,前后三代人吃住在修建大佛的凌云山上,没有下过一次山,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石匠世家。这就是构成剧本中有关石匠幺哥和他的女儿梦婕的重要情节线索,很有传奇色彩。另外,我还听到过一些船工、农民、老百姓以及寺庙的僧人们为保护大佛和维修大佛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听了这些传说和故事,我们深深为修建和保护乐山大佛的无数无名英雄们的行为所激动。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拍摄影片来赞美和弘扬的。
在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以及四周的各个山头上,已经发现汉代时期大小不同的各式墓穴共一万多个,其中不少墓穴被人盗过。而解放前偷盗古墓是常有的事。这就是我们构成《神秘的大佛》故事中寻求佛财这条重要线索的来源。据说唐朝的海通大和尚在修建乐山大佛时,曾先凿了一个佛像模型作为依据。乐山文管所的同志告诉我,过去曾有人在乐山大佛的心窝处取出过铜佛,至今还留有修补的痕迹。我在少年时代曾亲眼见过人们从四大天王菩萨的泥木胎里取出过盐茶米豆以及石印的经卷,这大概就是在塑造菩萨佛像时有意进行的“装藏”,这些耳闻目睹的事实,被我们改造成故事中最后取得“金佛”的情节。
至于剧本中所写的各种人物,也多少有点生活的原型和影子做依据。历史资料表明,早在清朝的同治年间,乐山就有人到日本和东南亚留学做生意。郭沫若是乐山沙湾人,他到日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我们设计了爱国华侨司徒骏这个人物。像沙舵爷这样的袍哥舵把子,郑翰这样的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前的四川是到处可见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剧本中写了一个比较正派的国民党下层警察翁剑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物呢?因为生活中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在国民党的下层警察中,既有像郑翰那样凶残恶毒的特务,也有像翁剑鸣那样想凭良心办事但又无可奈何的侦探,并非个个都是坏人。对于具体的人物设计,我们觉得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从概念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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