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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化的光荣革命


□ 王晓渔

  整整四十年前,一九六八年的欧美,本来应该四海升平、八方宁靖。“二战”以后,欧美迎来从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年长达二十八年的经济增长期,这种“黄金时代”,再往前追溯已经是“一战”以前一八九○至一九一三年的事了。谁料一九六八年竟然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一时之间,学生走上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街头,在帝国主义的心脏打出红旗,巴黎首当其冲,总统戴高乐甚至短暂消失,史称“五月风暴”。
  如何理解“五月风暴”?有人把它看做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有例为证,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一九六七)里,一位巴黎银行家的女儿在北京的无线电广播声中,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房里堆放着一大堆红皮书,墙上还挂着手写的毛泽东语录。这些细节预言了现实,次年的“五月风暴”比电影还要声势浩大。然而,尊崇伟大领袖的运动就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么?这让我想起一则小插曲:尼泊尔有一支武装力量自称“毛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对此表示愤慨,指出尼泊尔“毛派”盗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名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在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了。
  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里,程巍先生描绘了这场革命复杂的政治地质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的阶级冲突,其次陆续是代际冲突、时代冲突、地区冲突、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被贵族和左派控制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的阶级冲突。虽然最表层的阶级冲突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仿佛资本主义难以为继、走向穷途末路,最深层的阶级冲突却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我把这种行动称作“打着红旗插白旗”。
  程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的行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攻占了巴士底狱,获得政治霸权,但是文化领导权还在贵族阶级手里,即使伏尔泰、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高级文化”上还是凡尔赛标准的遵从者。书中提到以《女权论》而著称的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当她看到平时蔑视的路易十六即将身首异处,居然还保持着几分尊严,这位一生都在反抗的女性竟然眼睛充满泪水,生平第一次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无法熄灭蜡烛。与其说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不如说贵族阶级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跟路易十六有关,他的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轻声向他道歉:“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临刑的时候同样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特意要多穿一件衣服,当时是冬天,他不想冻得发抖,以致被误解为恐惧。这些视死如归的细节,折服了充满革命气概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夜之间攻下巴士底狱,至少需要三代才能成为贵族。第一代被称为暴发户,第二代学着弹钢琴,第三代才仿佛有些优雅,如果其中有一代自甘堕落,那就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资产阶级努力成为贵族,这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贵族的胜利,说明贵族依然掌控着文化的最高标准。在政治革命之前,贵族文化蜗居在凡尔赛宫,与其他阶级处在隔绝状态,双方各自为政。资产阶级占领凡尔赛宫,是贵族的末日,也是贵族文化扩散的开始,它们溢出宫廷,对资产阶级进行文化培训,大学便是贵族培训资产阶级的重要场所。虽然贵族已经人数稀少,他们却可以“垂帘听政”,在大学里建立一套贵族文化的传销体系,不用自己出面,而是让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培养尚未脱贫的资产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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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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