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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的三幅漫画像


□ 止 庵

“京派”的三幅漫画像
止 庵



多年以后,沈从文说:“实际上并没有京派。”(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此语出诸通常被看作该派中坚,亦为这一名目的“间接创造者”之口,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另外一位向被列入此派的作家师陀,也说:“我不记得朱光潜、刘西渭曾讲过我属于‘京派’,当时在北平的作家,如冯至、吴组缃等,全不属于‘京派’。”(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致杨义)——长期以来,“京派”既不是个好名目,也不是个准确的名目。
现在用法自然不同。在各种文学史、论著、文章,乃至选本之中,均以“京派”指当年一批作家:沈从文、朱光潜、周作人、林徽因、俞平伯、冯文炳(废名)、刘西渭(李健吾)、杨振声、凌叔华、朱自清、李长之、冯至、芦焚(师陀)、萧乾、曹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林庚、常风等。虽然当事人所说,容有出入。前张师陀的话是一例;朱光潜则云:“‘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如此,“新月派”亦当归为“京派”。另一方面,他又说:“《文学杂志》尽管是‘京派’刊物,发表的稿件并不限于‘京派’,有不同程度“左派”倾向的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也经常出现在《文学杂志》上。”(《自传》)如此,前列名单又要缩减了。
《辞海》释“文学流派”云:“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组成。”论家竭力找出上述作家“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之处;尽管承认“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对照《辞海》的说法,这大概算是一种“不自觉的组成”罢。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之具体起止,迄未敲定,而这就牵扯到人员构成,是以名单时见增删,较早的徐祖正、梁遇春,较晚的穆旦、汪曾祺,均在其列。
然而被列为“京派”者,既有小说家、剧作家,又有诗人、散文家,还有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要指出他们“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或主张大致相近”已属不易,认定他们“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也相近”更其困难。是以论家往往限于某一文学样式,挑出一二代表人物,总结出所谓“京派特色”。譬如前期举了废名,后期举了沈从文,以为以作者论,大约可以沈氏自称的“乡下人”概括;以作品论,大约可以“乡土文学”概括,而这正与“海派”作家之为“现代人”,多写“都市文学”形成对比。但却难以推而广之,涵盖所有“京派”作家。何况沈从文本身就对废名最具风格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深致不满,认为前者“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的美”,后者“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的精力的工作罢了”。(《论冯文炳》)甚至将其与“海派”穆时英相提并论:“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论穆时英》)
讲到这里,差不多要退回“实际上并没有京派”了。反正有“京派”这个名目,有一批成就或大或小的作家,其间关系却难以厘清。在我看来,最好是不管什么“京派”不“京派”,径直去读他们的作品。好在近年文献整理工作成绩卓著,其中大部分人的全集或文集均已面世。通读之后,再去考虑他们各自“对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如何,“艺术倾向和创作风格”如何,进而超越具体文学样式,看看彼此是否可能存在相通之处。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报告读后感的地方。且将后来论家所言“京派”搁置一旁,回头看看当初怎会生出此一名目,其间纠葛又是怎么回事。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于文学创作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j-却与平庸为缘。”所论本来不分“京”、“海”;“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云云,更对应得上“京派”的特色之一:他们多半是北平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
上海的苏汶(杜衡)起而反击,所作《文人在上海》一文(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指责沈从文“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沈从文遂作《论“海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大公报·文艺》)和《关于海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公报·文艺》),进一步阐发己见。多少承袭周作人从前在《上海气》中所说:“上海滩本来就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然而沈氏并未自许“京派”,只讲:“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论“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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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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