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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之辨与通俗文学的泛化——评范伯群教授的两部《通俗文学史》


□ 郭延礼

  范伯群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先后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以下简称《主编本》)和自著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自著本》),这两部专著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做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做出了很大成绩,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读者的欢迎,值得祝贺。但我在研读了这两部大著之后,发现了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由于界定通俗文学标准的随意性,造成通俗文学的泛化,把一部历时八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肢解得支离破碎。该书几乎把近代全部小说、部分翻译小说、早期话剧、全部文学期刊均划入通俗文学的版图,提出以1892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作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起点。特写此文求教于范先生及其同事。
  
  正名要找出症结所在
  
  如果我推测不错的话,作者新时期以来致力于通俗文学研究,其动因之一,就是新文学史家对“鸳蝴派”评价得不公。他在《主编本》中开宗明义:“‘五四’文学革命,有功勋也有误导,其误导之一,就是将现代通俗小说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否定,尤其是将现代通俗文学的一个主要流派‘鸳蝴派’打翻在地,影响所及,以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将‘鸳蝴派’视为‘逆流’”。①因此为“鸯蝴派”正名,就成了作者写这两部通俗文学史的最初动因。
  作者为“鸳蝴派”正名,恢复其历史的真面目,是完全正确的,但要找出它的症结所在。
  “鸳蝴派”被新文学主流作家排斥于近现代文学史之外,并冠以“文娼”、“文丐”的帽子,这是历史事实,当然是不正确的。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新文学主流作家为什么要批判并极力打击“鸳蝴派”呢?原因可能有多种,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并非由于它是“通俗文学”。据作者的归纳,新文学权威理论家给“鸳蝴派”定的“罪状”即所谓“三顶大帽子”是:
  
  一、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二、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②
  其中前两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可见作者也承认,新文学主流作家批判“鸳蝴派”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并非因为它是通俗文学。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 《中国文学史》把“鸳蝴派”视为文学史中的“逆流”,也并非因为它是通俗文学,而是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和极左思潮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投影。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由于受到多种错误因素的干扰,有一些作家没有进入文学史;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都是像作者所说的:文学史家轻视、冷落、排斥了现代文学两大子系中的通俗文学,致使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一部残缺不全的文学史”①云云。
  其实,上世纪80年代之前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被遗忘的角落”何止“鸳蝴派”文学呢?像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徐讠于、无名氏以及更多女性作家都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在起作用。作者为“鸳蝴派”正名,并没有找出症结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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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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