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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一个人的安顺》


□ 钱理群

  这本书写的“安顺”石城,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但是,我要说,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真正走进这“城”与“人”的“心灵”深处,却是在读了这本《一个人的安顺》之后:这也是我为之动心,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是难堪而痛苦的。
  因为这涉及或许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我发现自己一生竟是在不断地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我当年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即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此书的叙述的价值: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力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此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据我所知,这本书最初命名为《石城浮世绘》,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为此我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虽略有所获而沾沾自喜,又远不及理想而沮丧。因此,当凭借本书作者戴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方方面面的“清明河上图”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赶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只“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心灵的相遇,将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带入怎样一个新的境界!
  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历史情境之中,仿佛成为历史中人,遥远而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测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 真的,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当然是经过戴明贤先生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与介绍),我们这些事后的研究者,就不会知道、更无法感受到,在这个边城的“孤独内向、整天生活在幻想世界里的小孩”的感觉里,“惶惶然的战争恐怖”是与小城的永恒记忆:“肃杀的寒冬,闭塞的乡民、沉闷的大家庭,不幸的少女锁定在一起的”,于是,留下的战争记忆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夭亡”。作者关于在华严洞“躲警报”回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汪曾祺先生的同名文章(顺便说一句:汪先生的此文已经多次为研究四十年代的学术论文所引用);作者说:“写躲警报写出这么些闲情逸事,可谓离题千里。但小城老百姓的躲警报生活不过如此。于是,他们更相信石城是块福地。”在我看来,这或许与小城是否“福地”无关,倒是反映了战争状况的某些真实: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依然要生活,不仅要吃、穿、住、行,也要有唱歌、看戏、喝茶、下棋这类闲情逸事:这都是战争的发动者(例如日本侵略者)所试图摧毁而又摧毁不了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构成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的日常生活(包括闲情逸事)正是在战争的非常态条件下,才显示出其非常意义,为人们所珍惜,并津津乐道的。当然,战争也自有日常生活中所少见的惊心动魄之处,例如作者特意描绘的那个场景:“不明身份的飞机一次次迫近,全校学生一次次惊喊,胡坚校长始终兀然站在旗台下,神色不变”——我也认识胡坚校长,却没有想到她竟有如此不简单的定力!这真是一个永恒的瞬间:这危难时刻的镇定,与前述日常生活中的从容、洒脱,构成了山城市民,以至整个民族的战争心态,反映了这场全民抗战的本质和内在精神,现在都在戴明贤先生的笔端,毫发毕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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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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