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大学学报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从传统理解现代 以现代解释传统


□ 景海峰

  景老师,您是如何开始研究哲学的?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治学经历?
  好的。我是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当时对哲学并无特别兴趣,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哲学为何物。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入门”也很特殊,不像现在。那时的哲学系只有一个专业,偏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相关的课程占了一半以上;其他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逻辑、自然科学基础、伦理学、美学等,加起来大概只有一半。所以,本科的四年教育算是“启蒙”,刚刚摸了一点门径。大三后,我选了汤一介老师的“魏晋玄学专题”、“道教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课,对中国哲学才稍有了一点感觉。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做了孟、荀人性论之比较,由汤老师和朱伯岜先生指导。读研究生课程后,学得系统一些了。张、朱、汤三位先生和楼宇烈、许抗生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从学甚欢,受益良多,我算是入了中国哲学的门。研二时,开始跟着汤老师做硕士论文。我选定研究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先后整理了他的选集,合作编校了其全集,也写了专著,一做就是十年多。后来到深圳大学任教,就顺着这个“开局”一路做下来:先是研究梁漱溟,然后是对唐君毅、牟宗三即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这个群体差不多都梳理了一遍。因为是“现代”,所以研究就不得不牵扯到中西方哲学的比较;再加上唐、牟这些学者的涉猎面很广,文化、哲学、宗教几无不达,也就自然跟着徜徉了一番。十年前,有幸到哈佛大学从学杜维明先生,又比较多地了解到当代的文化思潮和后现代哲学,并对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大感兴趣。访学归来,便积极地拓展研究领地,致力于经典诠释学、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汉学的研究与教学,开了一些课,也写了一点东西。我的治学经历大致就是这样,很简单。
  您是国内最早研究熊十力的学者之一。在对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研究领域中,您也是较早涉足的。这有什么机缘吗?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研究百废待兴,有很多瓶颈问题急需突破,其中,哲学方法的贫乏和叙述结构的僵化尤为显著。学界开始尝试用范畴研究的方式来改变这一状况。我当时对此也颇感兴趣,欲以“体用”范畴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汤老师便将家藏的《体用论》一书拿给我看。谁知一读,欲罢不能,被熊十力深深地吸引住,便研究起他来。那个时候,像熊先生这辈学人还相当边缘,没有人理会,更谈不上被研究,他们的著作也找不到。而我们对海外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既不知深浅也难衡轻重,只觉得他特立独行、非同一般,思想深邃、有人格光辉。我是从收集资料开始做这个工作的,先后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访问了不少人。后来能和郭齐勇他们合作,把《熊十力全集》编出来,全靠了这一段的积累。我的第一本著作《熊十力》,也是在做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收入由傅伟勋、韦政通两位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在研究熊十力的同时,我也比较多地接触了梁漱溟先生,与他面谈过好几次,后来也应邀为“国学大师丛书”写了《梁漱溟评传》。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访问梁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与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些活动有关。将熊、梁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后学联系起来做整体性的研究,有所谓“当代新儒家”的概念,那是1986年以后的事了。这是受到杜维明先生的启发,后来也参加了方克立、李锦全两位教授带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组的工作。特别是这时我已经来到深圳大学,地邻香港,得到许多便利,在图书资料和学术交流方面拥有了内地高校所难以比拟的条件。所以,我在当时写的几篇文章,包括编的《当代新儒家》这本资料集,都是得风气之先和地缘之便的结果。那时,唐、牟的书包括比他们晚一些的海外学者的著作在内地很难见到,而我都看过了,了解得比较多,所以胸中有了个全貌。再加上这时与杜维明、刘述先等先生都已认识,并且有些来往,自然也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988年底,我到香港参加唐君毅思想国际学术会议,见到了牟宗三先生,并第一次与台湾来的学者们有所交流,像蔡仁厚、王邦雄等先生,以及和我同辈的李明辉、林安梧等学者,都是在那时相识的,后来就越来越熟悉了。这些“人缘”加上地缘,使我比较真切地了解到当代新儒家的问题,对熊十力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的理解。
  您是如何看待新儒学思潮的,对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有何评论?一般认为,您的观点比较持中,既不像课题组中的有些人那么僵化,也不像罗义俊、蒋庆取完全认同的态度。
  我是“叩其两端而竭焉”,相信道理是可以触类旁通的。应持同情的理解,所以别太挑刺;虽然大为赞佩,但也不必“三拜九叩”。借用刘述先先生的一句话:新儒家是完成了他们的历史责任的。对这个历史责任,我在《新儒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一书中作了以下几点概括:(一)晚清以来,西学席卷一切,“全盘西化”甚嚣尘上。在这一边倒的风气下,梁漱溟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新的学术形态内部,点燃保守主义的篝火,重树儒家价值的权威,使中西学术形成了新一轮的对话态势,也开启了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鼎足而三的大思想格局。梁先生是“行动的儒者”,领导乡村建设运动,重践履,讲气节,面折廷争,以德抗位,在当代政治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童话”。他也是思想方面的新儒家,通过不间断地著述和讲学,为新时代的儒学话语开创出诸多论域和范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儒学的思考。而熊十力先生无疑是20世纪最富有思辨性和形而上气息的原创型哲学家。他的“新唯识论”体系在纷繁复杂但又贫弱交加的现代哲坛独树一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其深沉的困境意识和如泣如诉的情感投注,体现了一个有真情实感的哲人对真理的痛苦追寻,其动心忍性的甘于泊寞和大雄无畏的“掉背孤行”,又表现出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不追俗沉浮的自主自立。(二)1949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两岸三地的政治隔离造成了此后意识形态的严重对峙和文化式样的显著差别。儒学在内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覆巢之下,几无完卵。而港台地区的境遇可能要好些,新儒家在这里找到了一小片避风港,在有限的空间里苦心经营着他们的事业,使“五四”以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得到了一脉延续。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新儒学运动中,唐君毅和牟宗三无疑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这两位同出于熊(十力)门的当代大儒,一方面存续和扩展了儒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领地,另一方面也将新儒家的声音带人到国际学界。但他们的活动基本上是局限在书斋和大学的讲坛之上,鼓荡和掀动着的,也是学院式的思潮,而对儒学现实力量的寄寓和改造世间的雄心已慢慢地暗淡下来。于是,新儒学的发展逐渐演变成纯学院式的运动,思辨精巧,架构雄浑,和日常生活的草根性却日渐远离了。(三)唐、牟之后的第三代新儒家传承着唐、牟的学问和志业。台湾的《鹅湖》派大多出自牟(宗三)门,对牟先生的学说较有体认和拓展;而香港的法住、新亚两支则与唐先生更为亲近,故较多地继承和发挥了唐学。这批学者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在一定的区域内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除了这些较为本土化的学派和学人之外,以杜维明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学者则在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更为前沿的学术地带,与各种文化背景的学说和思想进行着对话与交流,在学术化的较搏和磨砺之中,探索着当代新儒学前行的航路。海外学人中,杜维明和刘述先两位先生是新儒学运动最为积极和最为有力的推动者,在当今的文明对话和全球话语中,显现出了特有的活力,代表着儒学现代转化的重要向度。
分享: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