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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理解现代 以现代解释传统


□ 景海峰

  景老师,您是如何开始研究哲学的?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治学经历?
  好的。我是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当时对哲学并无特别兴趣,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哲学为何物。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入门”也很特殊,不像现在。那时的哲学系只有一个专业,偏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相关的课程占了一半以上;其他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逻辑、自然科学基础、伦理学、美学等,加起来大概只有一半。所以,本科的四年教育算是“启蒙”,刚刚摸了一点门径。大三后,我选了汤一介老师的“魏晋玄学专题”、“道教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课,对中国哲学才稍有了一点感觉。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做了孟、荀人性论之比较,由汤老师和朱伯岜先生指导。读研究生课程后,学得系统一些了。张、朱、汤三位先生和楼宇烈、许抗生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从学甚欢,受益良多,我算是入了中国哲学的门。研二时,开始跟着汤老师做硕士论文。我选定研究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先后整理了他的选集,合作编校了其全集,也写了专著,一做就是十年多。后来到深圳大学任教,就顺着这个“开局”一路做下来:先是研究梁漱溟,然后是对唐君毅、牟宗三即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这个群体差不多都梳理了一遍。因为是“现代”,所以研究就不得不牵扯到中西方哲学的比较;再加上唐、牟这些学者的涉猎面很广,文化、哲学、宗教几无不达,也就自然跟着徜徉了一番。十年前,有幸到哈佛大学从学杜维明先生,又比较多地了解到当代的文化思潮和后现代哲学,并对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大感兴趣。访学归来,便积极地拓展研究领地,致力于经典诠释学、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汉学的研究与教学,开了一些课,也写了一点东西。我的治学经历大致就是这样,很简单。
  您是国内最早研究熊十力的学者之一。在对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研究领域中,您也是较早涉足的。这有什么机缘吗?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研究百废待兴,有很多瓶颈问题急需突破,其中,哲学方法的贫乏和叙述结构的僵化尤为显著。学界开始尝试用范畴研究的方式来改变这一状况。我当时对此也颇感兴趣,欲以“体用”范畴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汤老师便将家藏的《体用论》一书拿给我看。谁知一读,欲罢不能,被熊十力深深地吸引住,便研究起他来。那个时候,像熊先生这辈学人还相当边缘,没有人理会,更谈不上被研究,他们的著作也找不到。而我们对海外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既不知深浅也难衡轻重,只觉得他特立独行、非同一般,思想深邃、有人格光辉。我是从收集资料开始做这个工作的,先后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访问了不少人。后来能和郭齐勇他们合作,把《熊十力全集》编出来,全靠了这一段的积累。我的第一本著作《熊十力》,也是在做这项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收入由傅伟勋、韦政通两位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在研究熊十力的同时,我也比较多地接触了梁漱溟先生,与他面谈过好几次,后来也应邀为“国学大师丛书”写了《梁漱溟评传》。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访问梁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与中国文化书院的一些活动有关。将熊、梁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后学联系起来做整体性的研究,有所谓“当代新儒家”的概念,那是1986年以后的事了。这是受到杜维明先生的启发,后来也参加了方克立、李锦全两位教授带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组的工作。特别是这时我已经来到深圳大学,地邻香港,得到许多便利,在图书资料和学术交流方面拥有了内地高校所难以比拟的条件。所以,我在当时写的几篇文章,包括编的《当代新儒家》这本资料集,都是得风气之先和地缘之便的结果。那时,唐、牟的书包括比他们晚一些的海外学者的著作在内地很难见到,而我都看过了,了解得比较多,所以胸中有了个全貌。再加上这时与杜维明、刘述先等先生都已认识,并且有些来往,自然也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988年底,我到香港参加唐君毅思想国际学术会议,见到了牟宗三先生,并第一次与台湾来的学者们有所交流,像蔡仁厚、王邦雄等先生,以及和我同辈的李明辉、林安梧等学者,都是在那时相识的,后来就越来越熟悉了。这些“人缘”加上地缘,使我比较真切地了解到当代新儒家的问题,对熊十力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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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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