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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爱国一一专访许纪霖


□ 戴志勇媒体人

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为自己理想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努力,参与国族建构和制度建构,让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值得每一个公民去爱、引为自豪的身心家园

  专访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特约作者 戴志勇

  国家是什么

  戴志勇:近来,中国海周围纠纷不断,尤其中日之间情势一度紧张,国民的爱国情绪高涨。你怎么看待爱国主义?

  许纪霖:按照洛克的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没有内在价值,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才是重要的事。古典自由主义者很少研究国家的意义,很少谈爱国主义,甚至认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病灶。

  然而,我对爱国运动怀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要思考的是,国民有爱国的义务吗?

  近一百年前的民国之初,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陈独秀憎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轰动一时。他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福利的工具,对于残害人民的国家,没有什么爱可言。李大钊随之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他从陈独秀激愤的厌世之论中,看到了他对国家的挚爱之情。的确,一个常常批评国家的人,往往是爱得真切而生恨,而真正的不爱,乃是冷漠。陈独秀的问题是将政府与国家混淆起来,而在李大钊看来,国家不是袁世凯可以代表的,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共同体,所谓的自觉之心,乃是一种“改进立国之精神”,为“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因此,要回答要不要爱国,首先要将什么是国家搞清楚。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只有天下才是公。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之中寻找的话,“社稷”比较接近,但内涵远远不及近代的国家那般丰富,带有原始的氏族共同体意味。

  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要么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五千年历史,要么爱党爱政府,独独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

  那么,民族国家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它具有双重性质,一个是民族的,指的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就是国家共同体的国族表现形式;另一个是政治的,指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政治共同体。国族和国家这两个共同体的建构在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因此才有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家、要不要爱国等诸般争论。

  戴志勇: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层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在启蒙运动当中同时被发现和建构的,正是启蒙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庭、封建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改造为与国家同构的具有同一性的国民。现代的个人虽然是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主体,但他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共同体而孤独存在,现代社会越是将个人抛到无依无靠的原子化荒漠,人们就越是要寻找自己的家园,寻找可以认同的归属感。而国家,正是与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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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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