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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有史(上)


□ 宇文所安

  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正在编撰中,我负责编辑第一卷,包括上古至元代文学部分;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负责编辑第二卷,包括明、清以及现代文学部分。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文学史中。而每次我回到文学史,它都不一样了。在这些年里,文学史领域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确信我们的理解比以前更加完善,这不仅是就我们所知道些什么来说的,而且是指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并且知道这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怎么审视以前很少用到的资料,而在我们熟悉的资料里,我们也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新东西。我们开始对熟悉的材料提出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我写的唐代文学部分以武则天掌权时代作为开端。我这么写既有文学上的原因,也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虽然隋代和唐代统治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但它们都属于北朝后期的文学文化。唐太宗可能曾经希望他创建的朝代能维持三百年之久,可是他那个时代的近期历史不容他如此乐观。近期的各个朝代都在第二或第三代就开始衰落,最后常常是以一个少年傀儡皇帝的登位而告终。如果太宗为此担心过,那么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唐朝的确在三代之后开始衰落,两个年轻皇帝的统治时间也非常短暂。假设武则天可以从心所欲,唐代在那时就该结束了。但是宫廷政治斗争挽救了唐王室。到此时为止,诗歌所担当的角色和文人的社会、地域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太宗时期的诗和武则天时期的诗,这一点就会非常清楚;而玄宗时期的诗人则常常十分怀念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文化。
  这是一个从新角度观察文学史的非常鲜明的例子,而且也十分容易实践。今天,我要谈一些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被概括进叙事型文学史中。如果能搞明白这些问题和它们的含义,那么我们看文学史的方法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印刷术普及之前的文学历史。
  三四十年前,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团体:一边是历史主义研究和考证;另一边则是文学理论领域的新发展。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变化,这两个团体以一种新方式走到一起来了,而这种新方式对以往的理论家和以往的历史主义考证派来说,都是相当奇特和出其不意的。新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些都是明显的历史性问题,但是却很少有历史学家问到过。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考证派和历史学研究者愿意承认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不是用那些工具去支持标准的叙事。理论研究也已经开始被迫面对自己的历史性。这样一来,我们就处在可能是从十八世纪后期文学史诞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有些人相信文学史的叙述从整体上来说日臻全面、客观;在某些领域里,确实如此。学者们的努力丰富了我们在很多细节方面的知识,有时我们的知识也确实已经变得更为准确。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革新,以十九世纪后期使文本变得更广泛可用的印刷术之革新为开端,继之以少见的版本和善本书籍的影印技术,二十世纪,古籍发行的规模达到雕版印刷时期不可想象的广泛程度。正如我们可以从《四库全书》和其他系列书籍的相继出版中所看到的,影印在二十世纪依然重要。更近期,电子文本的出现使更多读者可以广泛接触到各种古籍,这在半个世纪前还是不可思议的。曾经一度,《四库全书》只有四份抄本;后来,各大图书馆都有影印本;现在任何一个学者,只要拥有一份《四库全书》电子版,就可以搜索到《四库全书》中任何一个字词。有耐心的人还可以下载《四库全书》的PDF文件。这的的确确改变了知识的性质、知识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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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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