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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今乐纂》和音乐文献的辨伪


□ 王小盾

  本文对《古今乐纂》一段佚文作详细考证,阐释其中蕴含的音乐史信息,进而确认其真实性。通过对“《古今乐纂》伪造说”的分析,作者提出音乐文献辨伪的原则和方法,即:一、读懂文献,正确标点;二、对相关史料作客观比较,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三、“多闻阙疑”,用充分考据的方式和保留沉默权的方式处理疑点;四、以“同情的理解”批判对象,尊重其时代属性和表述习惯;五、注意个别现象与制度化现象的区别,以及事物名称在广义与狭义上的区别,避免比附;六、作判断时寻找系统的证据,不立孤证,更不立臆说;七、正视不利于己说的证据,不故意回避;八、考查著录之时要做到资料完备并和推究征引相结合;九、正确理解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等情况,分清名实;十、提升修养,达到“知”的境界。
  
  郑祖襄教授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的工作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最近,在《音乐艺术》2008年第1期,他撰文提出《古今乐纂》一段文字是伪造的,我读过以后,不免也想参加一点意见。因为这段文字谈到了“九部”、“十部”、“坐部”等问题,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条重要史料。对这段文字作符合历史真相的理解,无论是证实它还是证伪它,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此而言,他的工作值得尊重,也值得响应。另外,古籍辨伪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过去人的说法是“说有易,说无难”,因此,不可能一蹴即就,需要商量琢磨。为使中国音乐学界建立更加科学的辨伪学,也为了推进关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研究,今拟提出几个问题加以讨论,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批评指正。
  
  一、 如何解读《古今乐纂》这段史料
  
  《古今乐纂》这段史料见于《玉海》卷一○五,广陵书社2003年影印本第1916页上栏。今标点如下:
  
  徐景安《乐书》:“《古今乐纂》云:‘隋文帝分九部伎乐,以汉乐坐部为首外,以陈国乐舞《后庭花》也。西凉与清乐并,龟兹、五天竺之乐并,合佛曲、池曲也。石国、百济、南蛮、东夷之乐,皆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唐分九部伎乐,以汉部燕乐为首外,次以清乐、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合为十部……’”
  
  在我看来,这段话谈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追述隋文帝所建立的七部伎乐,谈到几个合并。参考《隋书·音乐志》可以知道:其中一个合并是把“汉乐坐部”和陈国乐舞《后庭花》合并并为“国伎”,第二个合并是把西凉乐和清乐合并并为“清商伎”,第三个合并是把龟兹乐和五天竺之乐合并并为“龟兹五天竺之乐”。这样就造成了三大块的结构:一块是汉旧乐;一块是“合佛曲、法曲”(据陈旸《乐书》,文中“池曲”是“法曲”之误)的新俗乐,包括清商乐、龟兹天竺乐;一块是“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的四夷乐,即石国乐、百济乐、南蛮乐、东夷乐——总共七部乐。这里说的第二件事是唐代建十部乐,不再把“西凉与清乐并”,而是直接分为燕乐、清乐、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十部。不过,唐代十部乐和隋代七部乐一样,仍然是以汉族风格的音乐(“燕乐”、“清乐”等)为首的。
  这段史料所记的两件事,后一件事和《唐书》的记述相吻合,前一件事则和《隋书》的记述大同小异。《隋书》卷一五《音乐志》说:“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①同《古今乐纂》相比,两者所记七部乐有如下出入:
  这份表格中的括号部分,是我的推测。推测的理由有以下三条:其一,《古今乐纂》说“石国、百济、南蛮、东夷之乐,皆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如果说“胡旋舞”来自康国等地(白居易诗注:“胡旋女出康居。”),那么,“石国、百济、南蛮、东夷之乐”实际上是四方“野音”的总汇,也就是说,它包含了被《隋书》称作“杂有”的疏勒、扶南、康国、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二,据《三国史记》、《日本书纪》等古书记载,至晚在公元3世纪,日本和新罗、百济之间就有了音乐交往。到公元6世纪,日本、百济、新罗之间的乐人交往逐渐频繁。在这一时期,日本同中国之间的音乐往来是经由百济和新罗实现的。因此,以中国的眼光看,百济、新罗、倭国的音乐是一体的②。其三,石国、安国、康国、突厥等四国位于丝绸之路北道,石国居其中心位置。《通志》卷一九六《西戎传》说石国“本汉大宛北鄙之地,东与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腊国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郍国界”;而安国(安息)“北与康居”接①,因此当时人习惯举石国之乐而包含安国、疏勒、康国、突厥之乐。
  不过,即使撇开括号部分,这份对照表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隐秘的事实,这就是:在隋代初年,曾经存在一个不为今人所知的燕乐分部方案。它仍然分为七部乐,但它更注意地域和音乐文化属性的分类。考虑到音乐文化属性,它把来自龟兹、五天竺的音乐(即具有宗教内涵的音乐)合为一部;考虑到地域属性,它参考历来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分,作了东夷之乐、石国之乐、南蛮之乐、百济之乐的分类。从理论上看,它的七部分类是要比《隋书·音乐志》所记的七部乐更加整饬的,因为它交代了对“野音”的处理办法,而《隋书·音乐志》只用“杂有”二字,就把“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统统含糊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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