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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出门的时候


□ 王央乐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于一六○五年出版的时候,很快就传到了欧洲各国。多少年来这本书一版再版,一译再译,可见一本国外名著,历史性地自然而然会有人不断重译,而每一种译本,又因为其个性而有着存在与流传的价值。
  今年三月,又有一个被遗忘了的英文译本在纽约出版。而发现它的和鼓动它重新出版并为它写了序言的人,则是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
  富恩特斯的这篇序言对《堂吉诃德》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他说,他在学校里上学时,经常碰到如何划分中世纪与现代的界线的问题,也就是中世纪在什么时候结束,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书上认为,现代开始于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有的书上认为,开始于一四九二年新世界的发现;也有的书上认为,应该是开始于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发表的太阳系学说。但是富恩特斯读了《堂吉诃德》以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现代开始于一六○五年,也就是堂吉诃德跨上劣马,手执长矛,出门离开村子,走向世界的时候;他当时发现,世界跟他在书中读到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堂吉诃德》是如此现代,又如此古老,如此永恒。它描绘了人们采取的一种行动:与一个较为熟悉的旧世界决裂,投身于一个不熟悉的新世界;它证实了人们面临的一种挑战:如何接受世界的变化和多样。这种行动和挑战,对于堂吉诃德来说,意义重大;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因为现在我们又是处在一个急剧地变化着的时代。
  富恩特斯指出:《堂吉诃德》,《李尔王》,《麦克白斯》,都发表于一六○五年。两个老傻瓜和一个野心家同时在世界上出现,使得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更加戏剧化了。到了这个沸沸扬扬、议论纷纷的新世界上,堂吉诃德自认为是一位有坚定信念的骑士;他的信念来自他读的书,而读了书又使他发疯,以致于豁出了性命想用他读的书来纠正这个已经变得千差万别、模棱两可的世界。因此,《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告诉我们,进入现代,并不是意味着为了新而牺牲旧的,而是应该牢记、保持、比较我们曾经创造出来的价值,使之现代化,使现代不致于失去其本身的价值。这不仅是对现代人的挑战,也是对现代文学的挑战。因此,现代文学的革新,同样不能以牺牲传统作为代价。
  当代各国评论家对《堂吉诃德》有着各种新的评论。例如: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威恩·布希);认为它是一部探索自我的小说(马尔特·罗勃特);认为它反映了一个分裂为现实和幻想、清醒和疯狂两部分的世界(罗勃特·柯弗),等等。而富恩特斯最表示赞同的,是米歇尔·福高尔的说法,认为它是在一个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世界里拚命地寻求新的了解和熟悉。因此,富恩特斯认为,《堂吉诃德》虽然抛弃了许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在他的意识中打上的深刻印记却抛弃不掉。如果说,它是第一本现代的小说,那么它仍然是从传统中产生的。因为它就是被骑士小说所引起。如果说,它是最后一部中世纪的传奇,那么它同时也宣布了自己的灭亡:是对中世纪的一曲挽歌。如果说,它是一本文艺复兴的作品,那么它却包含着许多中世纪的戏谑,嘲弄和夸张。如果说,它为现代文学开辟了一条新路,那么它仍然是一部深深植根于西班牙历史和社会的作品。
  富恩特斯自己也是一位小说家,一九二八年生于墨西哥,从一九五四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起,已经出版了十几部长短篇小说。他的创作对墨西哥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在艺术技巧方面则不断创新,代表着当代拉丁美洲文学要求多方面反映现实,开拓民族文学道路的倾向。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他这样推崇斯摩莱特的《堂吉诃德》英文译本。今年,杨绛先生为使她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精益求精,把全书从头至尾作了一番修改校订,将由原来的出版社重排出版。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想要读《堂吉诃德》中译本的话,就不必到书柜里或者图书馆里去寻找旧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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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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