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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丽娘习《诗》的反理学意义


□ 刘冬颖

内容提要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因诵读《诗经》首篇《关雎》而产生了对于爱情的渴望,充分体现了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明代的《诗经》研究,最见性情,与当时反对程朱理学的学术思潮一脉相通。从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身上还可以看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对汤显祖影响也很大,他所强调的“情”不是滥情,而是要名教符合人情。
关键词 诗经 牡丹亭 杜丽娘 理学

明代的《诗经》研究是个复杂的变体,传统的《诗经》学依然占据着主流思想,而反理学的《诗经》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确认了《诗经·国风》的民歌特征;2.对《诗经》的文学影响及诗歌本义的探索大大增多。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就是因诵读了《诗经》首篇《关雎》而产生了对于爱情的渴望。被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的《关雎》,竟然成了引发杜丽娘青春觉醒的导火索,这种大胆见解充分体现了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一、明代的“情性”言《诗》思潮

与《牡丹亭》写“情”以“情性”论《诗》的绪端可追述到战国,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及“上博”楚简《性情论》中都有以心性、性情论《诗》的内容。在整个《诗经》学史上,以伦理道德说《诗》占据了主流。而明代的《诗经》研究,却最见性情。“尽管当时的正统教育,仍把《诗经》作为寓有圣人伦理纲常教义的圣典,然而在更多的凡夫俗子的眼里,它已变成了一部表达古人情怀的‘性情’之作”
明代统治者标榜“理学治国”,然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却证实着一个事实:程朱理学并不能为社会带来稳定,新旧观念的冲突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王阳明到李贽、袁宏道等人,以人性复苏为基本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潮,形成了一股冲击宋儒理学的巨大浪潮。李贽的“童心”说以及王阳明“心学”的出现,都表明了程朱理学的危机。社会的“治”不在于被程朱设定为存在于人的主体之外的“理”,而在于主体自身的“心”。“心学”反对把伦理道德同人的需求和欲望对立起来,大力标举人性意识,肯定了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欲”。汤显祖与心学人士的交游密切,特别是与明代学界三位重要的思想家罗汝芳、李贽、达观都有着密切关系。王阳明对内在“本心”的强调,以及李贽与达观对“良知自然”的提倡都对汤显祖产生过深刻影响,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他的主情说以“心学”思想为基础,与徐渭、李贽、公安三袁等人都要求创作从真情实感出发,反对矫揉造作,这正是当时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思想活跃在文艺上的反映。汤显祖的戏剧观也充分反映了颇具心学色彩的思想倾向,其“临川四梦”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涉及了“情”的内涵,《牡丹亭》正是他表现至情的经典之作。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说“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体现了其以情格理的反理学思想。正是这种冲破“礼”的阻碍、热烈追求真诚爱情的精神,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剧中的杜丽娘由《诗经·关雎》章而伤春、寻春,从花园回来后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杜丽娘从此愁闷消瘦,一病不起。现代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每个梦都能呈现为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精神结构,并能在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中找到它指定的位置。”杜丽娘在现实中对虚度的青春无能为力,在梦中却达成了自己的愿望——遇见了书生柳梦梅,并与他在“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惊梦》)。剧中关于杜丽娘、柳梦梅在梦中第二次见面就幽会,杜丽娘的鬼魂和情人同居,还魂后才正式拜告天地成婚的描写;关于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由于梦中获得的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寻觅,一时感伤而死,也即所谓“慕色而亡”的描写,都使它别具一格,显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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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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