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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丽娘习《诗》的反理学意义


□ 刘冬颖

内容提要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因诵读《诗经》首篇《关雎》而产生了对于爱情的渴望,充分体现了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明代的《诗经》研究,最见性情,与当时反对程朱理学的学术思潮一脉相通。从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身上还可以看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对汤显祖影响也很大,他所强调的“情”不是滥情,而是要名教符合人情。
关键词 诗经 牡丹亭 杜丽娘 理学

明代的《诗经》研究是个复杂的变体,传统的《诗经》学依然占据着主流思想,而反理学的《诗经》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确认了《诗经·国风》的民歌特征;2.对《诗经》的文学影响及诗歌本义的探索大大增多。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就是因诵读了《诗经》首篇《关雎》而产生了对于爱情的渴望。被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的《关雎》,竟然成了引发杜丽娘青春觉醒的导火索,这种大胆见解充分体现了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一、明代的“情性”言《诗》思潮

与《牡丹亭》写“情”以“情性”论《诗》的绪端可追述到战国,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及“上博”楚简《性情论》中都有以心性、性情论《诗》的内容。在整个《诗经》学史上,以伦理道德说《诗》占据了主流。而明代的《诗经》研究,却最见性情。“尽管当时的正统教育,仍把《诗经》作为寓有圣人伦理纲常教义的圣典,然而在更多的凡夫俗子的眼里,它已变成了一部表达古人情怀的‘性情’之作”
明代统治者标榜“理学治国”,然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却证实着一个事实:程朱理学并不能为社会带来稳定,新旧观念的冲突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王阳明到李贽、袁宏道等人,以人性复苏为基本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潮,形成了一股冲击宋儒理学的巨大浪潮。李贽的“童心”说以及王阳明“心学”的出现,都表明了程朱理学的危机。社会的“治”不在于被程朱设定为存在于人的主体之外的“理”,而在于主体自身的“心”。“心学”反对把伦理道德同人的需求和欲望对立起来,大力标举人性意识,肯定了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欲”。汤显祖与心学人士的交游密切,特别是与明代学界三位重要的思想家罗汝芳、李贽、达观都有着密切关系。王阳明对内在“本心”的强调,以及李贽与达观对“良知自然”的提倡都对汤显祖产生过深刻影响,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他的主情说以“心学”思想为基础,与徐渭、李贽、公安三袁等人都要求创作真情实感出发,反对矫揉造作,这正是当时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思想活跃在文艺上的反映。汤显祖的戏剧观也充分反映了颇具心学色彩的思想倾向,其“临川四梦”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涉及了“情”的内涵,《牡丹亭》正是他表现至情的经典之作。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说“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体现了其以情格理的反理学思想。正是这种冲破“礼”的阻碍、热烈追求真诚爱情的精神,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剧中的杜丽娘由《诗经·关雎》章而伤春、寻春,从花园回来后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杜丽娘从此愁闷消瘦,一病不起。现代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每个梦都能呈现为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精神结构,并能在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中找到它指定的位置。”杜丽娘在现实中对虚度的青春无能为力,在梦中却达成了自己的愿望——遇见了书生柳梦梅,并与他在“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惊梦》)。剧中关于杜丽娘、柳梦梅在梦中第二次见面就幽会,杜丽娘的鬼魂和情人同居,还魂后才正式拜告天地成婚的描写;关于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由于梦中获得的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寻觅,一时感伤而死,也即所谓“慕色而亡”的描写,都使它别具一格,显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
明中叶以后的市民文学,渲染情欲、情爱,让人看到“天理”后面隐藏着的种种罪恶,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意志、命运有了新的发现和把握,《金瓶梅》、《牡丹亭》、“三言”、“二拍”都是这股文学潮流的产物。《诗经》研究也抛弃了传统经学的束缚,出现了一些新的气息。王世贞《艺苑卮言》说:“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指出了经典文本也有可能出现错误,并列举了《诗经》中的几首诗的疏漏之处为证;又云:“《三百篇》经圣删,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谢榛《四溟诗话》也说:“《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江南詹詹外史在谈到冯梦龙《情史》的编写目的时,甚至把儒家的经典“六经”当作了言“情”的教材,他说:“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这些都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崇情抑理”思想的发展。把“情”作为戏曲创作的重要特征凸显出来,是汤显祖对戏曲史的重大贡献,与当时反对程朱理学的学术思潮一脉相通。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牡丹亭》比同时代的爱情剧高出一筹。《牡丹亭》剧本的结构意识出自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这部话本小说大约作于明代弘治至嘉靖初年,原有的框架就是杜丽娘的“出生入死”和“起死回生”。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出生入死”的情节,话本小说已经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情节,而“起死回生”这一部分则比较简单,这就为汤显祖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杜丽娘感春、梦遇、寻梦,生而死、死而生的追求爱情的描写,都是现实生活中按“理”无法存在的,是作者“情之所至”的理想产物,表现了明代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哲学思潮。汤显祖在《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不知所起”之“情”,指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并且突出了这种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原初性、本能性。人生而有情,一开始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压抑在心中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就不断地滋生起来,一旦有外界的触发,它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迸发出来了。杜丽娘的情就是这样一种自然的迸发。这种触发的直接媒介,居然是作为儒家典籍的《诗经·关雎》篇!这也是原话本小说所没有的,实在是汤显祖的一种非常奇特也非常大胆的想象!汤显祖所说的“情”,不单指对梦中书生的爱恋,还包括她自己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寻梦》一出中,春香劝杜丽娘吃饭,丽娘说:“咱有甚心情也?”并反问道:“你说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这句话看似莫名其妙,实际是她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真实的思想感情本就是人性的重要内容。是否做真实的自己,是杜丽娘正在思考和矛盾着的问题。此外,剧中也时时洋溢着温情:高贵的花神,竟然来保护杜丽娘与柳梦梅幽会;阎罗殿里的判官,会不厌其烦地为杜丽娘在断肠簿上查出柳梦梅,并且通情达理地放她出枉死城,找寻此人。作者赋予花神、判官满心的情与爱,使得本应阴森可怕的阴间却胜过阳间,作者在虚幻与现实的对比中,显然否定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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