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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项链与绳索


□ 宁小龄

  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自由地选择居住地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然而多少年来,户籍制度却束缚了中国人的这种自由和理想,人为地将本该平等的人们划分为贵贱分明的等级: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这种人为的禁锢相当程度上扼杀了人的自由发展,由此也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剧。尤其是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城市是那么地令人神往,然而又是那么地遥不可及!即便前来城市打工,即使城市的高楼城市的衣食住行都倾注了民工的无尽心血,然而到头来,城市的这一切依然与农民无关。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程,户口这扇紧闭了半个多世纪的铁门能否由此洞开呢?
  
  走向户籍制度深处
  
  户口的定义:“住户和人口的总称。户为户主,户内每一成员称为人口。”
  当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把户口这两个字连接在一起时,于是原本两个概念的东西便一直死死地焊接到了今日。
  中国户籍制度的始作俑者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在他著名的变法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将奴隶制的大家族分解为封建制的个体小家庭。商鞅的法令明确规定禁止人们聚族而居,一家之中,如果有两个男子以上而不分别立户者,就要加倍征收赋税。从商鞅开始的户籍制度,在历代主要是用于征赋纳税、稽查人口、调派劳役。即使是商鞅发明的“连坐法”,即后来保甲制的雏形,也没有禁止过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具有嘲讽的意味:户籍制度的创始人商鞅,后来竟然戏剧性地成为大名鼎鼎的“盲流”,他在逃亡的过程中因无人敢“违法”收留他而被捕获,最后车裂而死。
  
  很早就想触摸户口这道冰冷的伤痕,它遮蔽在社会皱褶和人们衣襟的深处。
  无论是农村人或是城市人,顺着时间的线索,都可以慢慢捋到心灵深处的一段关于户口的隐痛。对中国人来说,它如同是一个很沉的铁锚,也像是一截拴着牵着一匹马的木桩,你腾挪不得,拉拽不能,最后只好疲乏地认命。对上两代人而言,户口的分量远远胜过了很多贵重的物品,在一纸户口上,它包含着你的粮食,你的副食,你的身份,你的住房,你的婚姻,你的土地……很多人在出门需要带着户口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格外当心。我曾经见过一个妇女遗失了户口本的那种急切惶然和悲怆的神色。那是在60年代的中期,因为对一个城市人来说,丢失了户口,就意味着你丢失了生存的根本。
  从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出现过6次人口大流动:1958年,在大跃进时期,曾经有大量的农民流入了城市;1962年,众多的城市职工又遣返回原籍农村;1960年前后,内地支边搞大三线的建设,无数的建设者走进了边疆和山区;1966年城市市民开始下放农村;1968年至1976年,有数百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民工涌向城镇,形成史无前例的民工潮。
  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几十年来没有真正享受过自由的流动和迁徙,多数的流动是政治性的,是行政命令的驱使,是不可抗拒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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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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