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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中国国情


□ 崔之元

  读《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所想到的
  
  苏绍智同志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些论文,对于向各国社会主义者和理论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开展,都具有有益的作用。
  在一九八○年召开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论坛圆桌会议上,苏绍智同志提交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兴趣。该文被译成多种文本,先后在南斯拉夫、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发表。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教授、英国经济学家米彻尔·布朗教授等国际间知名的四位学者,分别就此文撰写了评论。其后,我国有关出版单位将苏绍智同志的论文,国外四名学者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其他三篇论文,汇编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一书出版。
  国外学者围绕苏文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罗素和平基金会董事约翰·伊顿教授①在评论中提出,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他似乎有“黄金时代”的感觉。
  苏绍智同志一方面充分肯定“一五”时期的伟大成就,指出当时我们对客观规律比较尊重,注意搞好了综合平衡;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一五”时期的一些不足之处,如照搬外国经验较多,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等。在回答伊顿教授时,他明确地说:我国以后阶段发生的某些失误,不能说在“一五”阶段没有任何萌芽,“而且八十年代与五十年代的主客观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变,我认为五十年代的模式是不能解决八十年代的问题的。”
  苏绍智同志的回答是清醒的,显示了他的见地。笔者认为,搞清“一五时代”成就的性质及其成功经验的适用限度,对于真正摸准中国国情具有重大意义。
  实际上,“一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的、量的增长,即在技术和管理发展缓慢的情况下,主要靠生产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量的扩大而实现的增长。通俗地说,即靠新建厂子和新增劳力而实现的外延性增长。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粗放的、量的经济发展对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能力,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全国原煤产量为三千二百万吨,发电量四十三亿度,原油十二万吨,钢十五点八万吨,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见《一九八一年中国经济年鉴》,第15—16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事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的这种发展,促进了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自然资源开发量的增加,建立了一大批新兴企业,吸收了农业转移出的人力资源量,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想象的巨大成就。苏联、东欧各国在发展初期也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阶段。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当生产增长的速度快于生产资源扩大的速度时,粗放发展才是可取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无须对社会的非生产需要加以相对的或甚至是绝对的限制,就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再生产需要。然而,生产资源量的扩大所能导致的生产更快增长有一定限度,例如超过饱和度的就业增长并不能使生产更快地增长。这时候就需要及时地把粗放的、量的发展,转变为集约的、质的发展,否则,继续这种粗放的发展就必定会导致经济效益日趋下降的恶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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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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