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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哲学色彩


□ 项念东

摘要:在明清之交的诗论家中,除王夫之而外应数黄宗羲的诗学思想哲学意味最浓,其开阔的诗学思考视野和多方面、多角度的诗学批评实践引发并深化了他对“诗以道性情”命题所指向的诗歌艺术本质的探讨,这一致思路向明显具有超越一般性的艺术评论而深入诗学本体论考察的性质。同时,系统清理理学学术史的哲学思维训练不仅增强了其诗学思考的理论深度和哲学思辨性,也为其诗学探讨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本文就黄宗羲诗学思考的契入视角、理论核心及方法论三个方面所体现的哲学色彩略作阐述,以尝试探求其诗、哲两重学术背景的内在勾连。
关键词:黄宗羲;诗学;哲学;“知诗”;“性情”;“品藻”
明清之交的诗论家中,除王夫之而外应数黄宗羲的诗学思想哲学意味最浓。作为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一生以“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的通人理想自励,其学术探索的领域极为广博。出于这一学术个性,其诗学思考的视野也极为开阔。其中,不仅有对不同时代诗人、诗作艺术成就或创作得失的评论,也有对古代诗学思想的思考和阐释,更有对明代诗学复古与新变、情与法、唐宋诗等焦点理论问题的论析。多方面、多角度的诗学批评实践引发并深化了他对“知诗”说、“诗以道性情”说等诗歌艺术本质问题的探讨,而这一致思路向,明显具有超越一般性的艺术评论而深入诗学本体论考察的性质。其次,黄宗羲通过撰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及各类论学文章,系统清理理学学术史的实践无疑强化了其哲学思辨的理论素养。而这一哲学思维训练的机缘不仅增强了其诗学思考的理论深度和哲学思辨性,也为其诗学探讨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这是一般诗论家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本文拟就黄宗羲诗学思考的契人视角、理论核心及方法论三个方面所体现的哲学色彩略作阐述,以尝试探求其诗、哲两重学术背景的内在勾连。

一、“知诗”说——诗学探讨中哲学视角的契人

自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提出,“知诗”——即对诗思或诗旨的探求成为传统诗学批评中重要的解诗方法。如明代王思任《唐诗纪事序》中所说:“善作诗者必起于知诗,善知诗者必起于知人。”这里的“知诗”说即一明例。然而,在黄宗羲的诗学思想中,“知诗”说更带有探讨诗歌艺术本质的意味。他在《天岳禅师诗集序》中明确提出:“作诗难,知诗者尤难。”所谓“作诗”自然是就创作而言,是关乎诗歌创作论的探讨;而这里所说的“知诗”,从文意看则既不是对诗思之所在的追问,也不在于一般的诗艺之评判,而更接近于对诗歌艺术本身的形上体验和哲学反思。
文章开篇提出:“当今之世,士君子不可为者有二,讲学也,诗章也。”作为学者兼诗人的黄宗羲何以会有如此奇怪的论调,原因即在于,他认为当时的一班讲学之士和诗人之流因为不知真正的“学”或“诗”之宗旨所在,导致问题重重:
(讲学者)不知先贤之学,如百川灌海、以异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议论……诗自齐楚分途以后,学诗者以此为先河,不能究宋元诸大家之论,才晓断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发出于性情。年来虽有乡愿之诗。然则学者亦惟自验于人禽,为诗者亦惟自畅其歌哭,于世无与也。不然,刺辨纷然。时好之焰,不可向尔。此无他,两者皆以进取声名为计。显然,黄宗羲认为,不识先贤之学为“殊途百虑之学”(《明儒学案序》原本)者不可轻易“讲学”,否则只会以霸权言论扼杀学术探讨的生态环境;而不知诗为“出于性情”者则不可轻易言诗,否则会导致诗学领域无谓论争日增,“不可为”实即不可轻为。这一观点的形成,受其学术思想影响颇深。他在《明儒学案·凡例》中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此处的“宗旨”,既指某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指学者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发明先贤之学的总体特征“如百川灌海、以异而同”——即“殊途百虑之学”。后者正是讲学之本质所在,同理,论诗也应先行明了诗歌创作的根本特征在于“出于性情”——即诗乃诗人“自畅其歌哭”的产物。可见,黄宗羲强调的是,无论讲学或作诗都应以探明对象之本质——即“知”为前提,“知”学或诗之本质成为一理论预设。这一理论预设,显然属于一种哲学视角的契人。就诗而论,所谓诗“于世无与”、“时好之焰,不可向尔”,也即作诗不可“以进取声名为计”,近似于西哲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如果不“知诗”,纠缠于现实名利,就会不自觉的陷入以他人之艺术旨趣或一时好尚束缚自身艺术创作的泥淖,或“求之于古”,或“求之于一时之好尚”(《金介山诗序》),所创作的只能是“乡愿之诗”。
因此,黄宗羲这里所提出的知此(出于性情)而非彼(时好)的“知诗”说,并不是诗思或诗艺方面的问题,而是对诗歌艺术本质的思考,即探讨“世人自做自己诗,切勿莫替他人争短争长”(《范道原诗序》)的道理所在。虽然后文也将天岳禅师的诗作与谢灵运、白居易、王维、孟浩然以及明代何景明等人的诗作相比较,评析其艺术价值,对同时其他诗人的创作也有简要评论,甚至还指出钱谦益编选明诗有“去取失伦”之弊等等,但这些评论的目的和理论归结点都在于阐发“知诗”说——即知诗“出于性情”的本质特点,也就是文末所说的评诗之关键在于“作者用意”之探求。这个“用意”并不是诗人作诗的本意,而是诗人如何来看待“诗是什么”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黄宗羲的“知诗”说实际上就是对诗之本质的哲学思考和终极探讨。而这一理论视角恰可与《朱人远墓志铭》中提出的“诗之原本”说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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