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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中的童子兵


□ 潘旭澜

儿童是应当受到特别关爱和保护的群体,也是富于可变性而受成人和社会塑造的群体。如何对待儿童,将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统治阶层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一元,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尺度之一。
在太平军中,人数众多的童子兵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人群。这是一个可以看出太平军本质的重要窗口。过去的许多论著,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以陈玉成有时再加上范汝增这样一两个人物来代替难以数计的芸芸众生。
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之初,由于采取一人入伙就须全家男女老幼都加入的策略,所以一开始就有许多童子兵。但是,童子兵并不像妇女那样,单独编为女营,而是混杂于成人之中,归于男营。以后每到一城一乡,除尽量裹胁成年百姓之外,尤其注意将儿童“一网打尽”。掳去之后,百般威胁利诱,让他们顺从。如不顺从,就“折磨以死,或竟借事杀之”——惩前警后,习以成风,大约就没有不顺从的了。
太平军基本上是实行兵为官有的不成文制度的。谁诱骗、裹胁、俘虏的百姓,就归谁管。兵越多,势力就越大,升官就越快,待遇就越好。所以,上上下下,一切大小头目,都以扩充自己的人马,壮大自己的山头,为头等要务。不但成年人是扩兵对象,还注意将儿童作为兵源。不但大小头目,所有“牌面”即正规作战人员,也可名正言顺地携带所掳掠的儿童为随从,称“带娃崽”。本来并未将被带的娃崽作为重要战斗力,后来不久,因发现童子兵的长处和战争的需要,将掳掠来的童子兵经常用来打头阵。“凡临阵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手足轻便,往往登高涉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攸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不仅打头阵,而且代为搜括、掠夺、破坏、放火、杀人:“每陷一城,掳一庄,童子又愿为前驱,群贼随其后,每入人家搜括金银,官中文书、服饰,虽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烧庙宇,毁坏神像诸事,童子最乐为。屠杀人民,掳掠妇女,童子又爱见觳觫之状,喜闻呼号之声,其暴虐视群贼为尤甚。”可见,童子兵没有或很少有是非观念,没有或很少有思想负担,人性正在形成,为善为恶全在成人和环境的塑造和影响。经过邪教宣传和成年官兵暴行的示范,“与之俱化”——也就是被同化了,有的反而比“牌面”更厉害,更可怕,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正因为童子兵不怕死,不畏险,冲杀在前,劫掠在先,赴汤蹈火,所以成了“牌面”的挡箭牌、替死鬼,成为洪秀全的炮灰,也就很自然了。故而,每打一仗,童子兵死伤很多。陈玉成、范汝增之所以能存活并且后来为将封王,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参加造反早,前者是陈承瑢的侄儿,后者得到李世贤的特别爱护,直接作战时已经是军官而用不着做老兵的挡箭牌、替死鬼了。当然,也还有他们两人各自的出众能力和运气。以陈玉成而言,1853年初,他 16岁,奉命指挥50名童子兵,抢占被太平军地雷炸开的武昌文昌门附近的缺口。在烟焰冲天,砖石横飞,清兵堵缺之时,率先占领了缺口,为后续太平军大队伍开路。这50名童子兵死伤惨重,是可想而知的。造反初期那么多15岁以下的童子兵,只有他们两人(可能还有极少数几个不大有名的)能长期驰骋在战场上,表明到了后来,一直在第一线作战的童子兵绝大多数已经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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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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