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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於可训《王蒙传论》


□ 贺绍俊

  於可训的《王蒙传论》对王蒙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述。以评传或传论的方式研究作家,是深入文学史的有效途径。写评传的大致思路是将作家所创作的所有作品作为一个主体来对待,作家通过作品实现了自我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作品一旦完成就与作家本人脱离而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在作品中展现的主体是与作家本人有所区别的。评传所注重的是文本研究,研究在文本中作家主体是怎样呈现的,有什么样的精神内涵,而不太关心文本中的主体与作家本人有什么关联,对作家人生经历的研究有所忽略。换言之,选择评传这个词,所要强调的是“评”。但在认真读了於可训的《王蒙传论》后,我发现於可训注重对作家人生经历的研究,他看重作家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包括作家对作品思想主题和写作资源的取合,也包括叙述方式以及创作风格的形成。毫无疑问,在於可训的视野里,也包含着作家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同时他还要探讨作品中的主体与作家本人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在对关联的探究中於可训实际上也将作品中所呈现的作家主体进行了更透彻的分析。他的思路是通过。传”进入到王蒙的作品主体,这就涉及到作家的两个主体,一个是作家本人在人生历程中呈现的主体,一个是作家通过写作在文本中刻印下来的主体。在於可训的论述中,这两个主体并不是简单地镜象式关系,有时重叠在一起,有时又处在相悖或相抗衡的状态之中,通过对作家两个主体的复杂的辩证关系的剖析,文本中那些微妙的玄机和意蕴也就得到了较为明晰的阐释。关于两个主体关系的剖析应该是《王蒙传论》中的精彩部分。
  这也许涉及到作家评传或传论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注重历史,因此自古以来传记就十分发达,人物传记不仅在二十四史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自隋唐以后在书志中就专门辟有传记一个门类,所收传记更是汗牛充栋。因此以传记的方式来观照历史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别一番风景。文学史家朱东润认为,通过文学家传记的书写可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为此他为传记的书写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甚至说过。身后如果他被称为“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就很满足了。但朱东润强调了文学家传记的特殊性,他认为,文学家传记不仅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以人物的情感发展和命运变化为主线。而且要藉此对其文学道路和作品寓意有具体的揭示。朱东润所强调的对作品寓意的具体揭示,也就是“评传”或“传论”中的“评”或“论”。对于文学家来说,他的作品就是他所创造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既独立于作家主体而存在,同时又与作家有着血脉联系。文学家传记的特殊性就在于,在文学家的人生历程中,始终会有两个主体在活动,这两个主体如影相随,又各自有着各自的灵魂。於可训也抓住了作家的特殊性,在这部《王蒙传论》中,他对王蒙的两个主体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而就能够自由地出入于王蒙的两个主体之间,并对王蒙的文学有了独到的发见。
  在於可训的描述中,王蒙几十年文学生涯的最大特征也就是表现为两个主体的被分离以及对这种分离的挽救过程。由此,於可训看到了两个不一样的王蒙,一个是“生活化的王蒙”,一个是“文学化的王蒙”。这两个王蒙构成了王蒙文学生涯的两个时段。前一个时段从50年代起到70年代末,“主要是一个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的王蒙”,后一个时段从70年代末到当下,“主要是作为一个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王蒙”。在前一个时段,王蒙的两个主体处于分离状态,而在后一个时段,王蒙的两个主体弥补相互间的裂缝,逐渐重叠在一起。根据王蒙两个主体间的特殊关系,於可训为他的写作选择了一个与此相适应的结构方式,他将传论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生活化的王蒙”,重在“传”的内容,是典型的传记写法,力图真实客观地展现出王蒙自20世纪50年代初因为文学创作而遭遇到重大挫折后的生活经历,第二部分针对“文学化的王蒙”,重在“论”的内容,则是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蒙的主要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於可训发现了两个王蒙之间非常有意思的承接关系,前一个时段中的“生活化的王蒙”成为了王蒙在后一个时段中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主要的写作资源。於可训以老牛反刍的比喻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两个王蒙之间的关系,王蒙在复出后的二十余年的创作中主要是对过去生活中吃进的“草料”进行反刍,这就决定了王蒙“不是一个与生活和时代同步前进的作家”,但王蒙的“反刍”式的创作“注入了现时代的某种欲望和意志、情感和情绪、思想和智慧等诸多精神元素”,“变成了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精神的遇合”。因此,於可训认为,不能以是否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作为价值标准来要求王蒙,王蒙的文学价值在于,他通过对过去生活经验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展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精神旅程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轨迹”。从根本上说,於可训是把王蒙的文学活动当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解读的。但於可训丝毫没有玩弄梦境、下意识、象征、隐语等一类现代理论,而是完全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去寻求答案。因此他要对王蒙的两个主体的客观真实的状况进行准确的考察,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於可训紧紧抓住王蒙两个主体间的辩证关系来分析文本,无论是他的关于“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是“当代思想者反思历史的具有‘多声性’的思想文本”的判断,还是在对比《活动变人形》与叶圣陶的《倪焕之》对启蒙知识分子命运问题的探讨中去分析王蒙的审父意识,还是对王蒙在写作《布礼》的阶段为什么“不写肉体的痛苦而写心灵的考验”的解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新鲜别致的观点,而且是充满了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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