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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隐隐于诗


□ 江弱水

陈大为是有历史癖的诗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本着写作中文现代史诗的野心,他从唐虞三代写到楚汉三国,从屈原、达摩写到郑和,重读中国古史并另做种种精彩的演绎,更用系列作品“完成在心中密谋多年的南洋”,为六百年的南洋大事作记传。《在台北》一诗中,他写道:
以诗为剑我十步杀一人/吨重的叙述在史实里轻轻翻身/斗胆删去众人对英雄的迷信/在台北我注册了南洋
“诗”与“史”向来被认为处在书写的两个极端,前者重想像与隐喻,后者则以追求客观真实为务。从十九世纪德国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之后,西方历史学界将历史学提到科学的高度,对把握历史真实自信满满。但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一种质疑现代线型进步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笼罩西方思想的各个领域,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信仰开始动摇。以一九七三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的出版为标志,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学派,出现了历史哲学的“叙事学转向(narrativist turn)”或者“修辞的转向(rhetoric turn)”。用陈大为的诗句来说,就是“叙述在史实里轻轻翻身”,然而却重重颠覆了过去那种完整而固结的历史书写,呈现出灵光四射的异样景致。
有二十四史传统的中国人,对“史”“实”的怀疑向来不甚强烈。然而,我们所谓“修史”的“修”,本身已隐含了“饰”的意味;而所谓“写史”的“写”,本义是移彼入此的照搬,如谢赫“六法”之一的“传移,模写是也”,但是在传移过程中,有几多走漏,几多歪曲,或者干脆说,有几多悬揣虚构呢?
陈大为的《曹操》从历史著作采真纪实的可操作性这一基本问题切入。史官“不管喜不喜欢”,都试图将耳目向主人公打开:
偶而采近距离(在现场旁听?)/把他的辞令誊下再裁剪/将口语浓缩成精炼的文言,/“历史必须简洁”/(是的,历史必须剪接)
有时远远下笔(在前线大本营?)/紧跟在将军战马后方的/很少是肉体,多半是史官的想象力/事后采访其他将领再作笔记;/大阵仗如赤壁如官渡/胜负分明,战略又清晰/只需在小处加注,在隐处论述……/“历史就是这么回事”/(没错,史官就是这么尽责)
历史学家记录历史人物言行,声闻逼肖,仿佛“在现场旁听”,但事实上仍然是依据“想象力”的捏粉做团或添油加醋。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论《左传》非“记言”乃“代言”一节云:
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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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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