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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论的东亚之旅


□ 李政亮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以后,迅速在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趣的是,这本从科学角度分析生物进化原理的著作,不仅被生物研究者持续地加以关注,而且也被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加诠释,由此而形成社会进化论,通过这一途径进而深刻地影响到现实的政治实践。社会进化论所掀起的热况,也许可以用“地下茎”来比喻。植物学中所说的地下茎,在泥土下以极强的生命力不断滋伸,《物种起源》中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等观点便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不仅吸引大量研究者做出多种诠释,更被奉为国家强盛的金科玉律。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进化论的热潮在东亚也并未缺席,相关西方著作被大量地翻译为日文与中文,政治实践者们不仅阅读这些作品,更根据己身的政治现实选择性地撷取社会进化论思想光谱当中的不同思想资源,作为建构国族历史的理论根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选择性地撷取与实践,恰好折射出一段既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东亚思想史。
  
  就西方的思潮脉络而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当中提出:“所有生物物种包括人类都是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物,而支配这一进化过程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一观点出现之后,迅速引起不同学科的讨论与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一向以博物学家自居,并自费赴各国从事科学考察,他的进化论观点是基于他的科学观察与演绎而出,达尔文本人并未尝试将这一由科学观察所得出的结果应用到人类社会的领域。将进化论应用到政治社会哲学的首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斯宾塞眼中,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而达尔文在生物界当中所观察到的“适者生存”规律可应用于解释与分析社会发展。如同麦克·霍金(Mike Hawkin)所提醒的,斯宾塞这一将进化论纳入政治社会哲学的做法,有其特定的时空脉络——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正是讲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主义高涨的年代。事实上,侧重发展与进步的史宾塞,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便已是自由放任政策的旗手,将进化论应用到政治社会哲学,也可谓通过“科学”而将自由放任的思维正当化。
  同样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学说也迅速地在各国引起强烈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的观点并非全然不变地为人引用诠释,相反的,他的核心观点经受了从不同面向加以诠释,这也就使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面貌颇为多样复杂。就日后著作为东亚所翻译的社会进化论论者来看,其中,赫胥黎与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是两种不同的代表类型。赫胥黎并不认为生物界的原理可以完全用于社会分析,另外,他也不认为社会进化论宣扬自由放任。在赫胥黎眼中,人将由生物意义下的人演化为具有伦理观念的人,为了己身的和平,也会与邻人维持和平关系,这也就限制了完全的自由放任与适者生存逻辑。不同于斯宾塞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着眼于工业化社会的开展,他认为,政府应在教育等公共资源上做更多的投入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赫胥黎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进化论者,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信,适者生存的逻辑将发生在国家竞争的层面上。如果说,赫胥黎恰恰是提出了一个伦理观点,用以说明适者生存逻辑的具有限制性,那么本雅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观点也有着同样的意思。对于人类社会的竞争逻辑,颉德认为,在原初时代,人类采用的是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然而,步入工业社会之后,国家之间的竞争法则与天生的血统、种族等自然因素无关,而与国民的素质、政治的自由等有直接的关联。赫胥黎与颉德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思考,在一个工业社会背景之下,一个良善的社会该如何构成其关系?颉德以利他主义作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这样的思考下,极力反对进化论的宗教(进化论的出现摧毁了世界由上帝所创造的基本信念)也被颉德认为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因此,从斯宾塞、赫胥黎到颉德,虽然同为社会进化论者,一个提倡自由放任,一个提倡政府、提倡政府应对公共资源做投入,一个思索工业社会背景下国家竞争力与社会团结的问题,他们主张的不同可说正好展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多样且时而互相矛盾的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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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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