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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渣杨继年


□ 老 伍


第一次听说杨继年十一岁就坐牢时,我不禁嗤之以鼻,“您在编小说吧?”
2001年10月12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三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纪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修饰有何意义?
老伍: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11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1946年12月8日,1957年11月5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10年;1958年1月10日又被加刑3年。老伍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伍: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伍: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伍: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蒙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34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50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1998年6月23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伍: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700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账,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蒙头蒙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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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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