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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戏曲创作的现代性追求及得失


□ 傅 谨

  近三十中国戏曲创作的现代性追求,分别表现为从女性视野审视爱情与婚姻关系,从超历史角度思考社会制度的起源,以及对历史上民族战争与民族关系的重新叙述。这些不同取向的探索,积淀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多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从中可以看到当代曲艺术家的现代性追求路径。然而,同样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与分析,可以发现,围绕近三十来戏曲创作的现代性表现,如何现代、何为现代和为何现代等关键问题还有待于厘清,而且现代性并不是衡置戏曲作品的艺术标准。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戏曲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与显要表征之一就是,现代化或曰对现代性的追求,通过许多具有实验性的新剧目,成为戏曲创作的主潮。但是围绕着戏曲现代化进程,如何现代、何为现代、为何现代等核心问题,始终未真正解决。因此,回顾三十年来戏曲追求现代性的历程,揭示其内涵,就不能止于简单化地判断其是非得失,更需厘清这个时代人们如何想象与定义现代性,以丰富对新时期戏曲发展以及对现代性的认知。
  
  一、女性命运的新思考
  
  近三十年,戏曲界出现了大量实验性的戏曲新作,对现代性的追求融汇其中,并且成为它们渐次出现的主要内在动力。这些作品如何表达创作者的追求,是其中值得注意的关键。
  魏明伦创作的川剧《潘金莲》,是新时期伊始最具影响的实验戏曲作品。它继豫剧《谎祸》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其极具争议性的姿态,出现在剧坛并引入关注。选择川剧《潘金莲》而不是豫剧《谎祸》开始有关戏曲现代性探索的讨论,是由于围绕豫剧《谎祸》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谎祸》的题材,它尖锐地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普遍出现的大饥荒以及背后的政治与社会原因,因而更接近于对当代历史伤痕的揭露,讨论的焦点集中于社会效果是否积极作用于这一社会政治层面,它之被变相禁演,也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川剧《潘金莲》引起的反响,显然更具时代色彩,与戏剧本身的演进更有关联。
  《潘金莲》被作者称为“荒诞川剧”,它设计了一个既与传统有关又迥异于传统戏曲的舞台叙事结构。魏明伦的《潘金莲》舍弃了古典戏曲故事的经典框架,但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数个当时社会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借鉴传统戏曲作品经常设置跳出戏外向观众评说的副末或丑脚的手法,建立起剧情和观众之间的桥梁。这些人物包括女皇武则天、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同名主人公、小说《花园街五号》的主人公女记者李莎莎等等。武则天的故事在中国非常普及,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俄经典小说为几代中国人所熟悉,李莎莎也因小说的广泛影响而家喻户晓。她们虽然反差极大且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在不同程度并且以不同的行为方式,挑战女性备受压抑的社会环境与道德戒律,而且也都由于在生活方式与道德观念上与其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谴责或排斥。魏明伦用这几个人的故事以及她们的评说结构这个戏,表述他对《潘金莲》的重新解读,希望以此彰显时代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巨大张力,为女性扩张超越传统道德束缚的情感空间。
  潘金莲是一个小说人物,也是一个戏剧人物。传统社会和戏曲作品一直对她持有完全负面的评价,她与西门庆有婚外情,因为沉溺于这段不道德的私情,以致勾结奸夫把丈夫毒死,简直是恶毒的“荡娃淫妇”的典型。魏明伦的翻案文章恰恰基于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已被定性的结论,于是,重新赋予她的行为以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其意义就超越了对个别人物的评价,而成为质疑传统道德的有力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欧阳予倩1928年创作的京剧《潘金莲》。
  川剧《潘金莲》不能算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原因不在于它在当时引发激烈争论,而在于从戏剧角度看过于零乱以及太执迷于特定时代氛围的剧情设计。它需要以观众熟知的特定知识背景为支撑。当人们不再热读《安娜·卡列尼娜》,《花园街五号》也无人问津时,它也就很难再引起观众的共鸣;当然,还因为它几乎是一部政论戏,戏剧人物在舞台上纠缠于潘金莲的道德评价,道德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戏剧的重要性。这部戏就变成一个“关于《潘金莲》”的戏而不是《潘金莲》。但不管怎么说,魏明伦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他要重新解读一个女人对道德的反叛,而这样一种解读方式,无论从伦理的角度还是戏剧的呈现方式,都是前所未有的。
  就像新文化运动中女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样,女性注定要成为新时期戏曲文学关注的焦点。继《潘金莲》之后,女性的生活与命运仍然是戏曲现代性实验偏爱的题材。刘云程、陈薪伊编剧,陈薪伊、曹其敬导演的黄梅戏《徽州女人》1999年上演,它以一位无名的徽州女人为主人公,表现这位女性的生命与情感历程。一座典型的徽州村落,一个女人,她十五岁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出嫁,但新婚之夜,丈夫却因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和向往新生活而剪掉辫子,离家出走。十年里,她努力做到恪守心目中的、也是她成长的人文环境的陶化所赋予她的妇道,在这个家里无尽地守望。等待丈夫回家成为这个女性生活的全部意义。她是可以有自己的新生活的,但是她选择了等待,而不是走出心中那个伦理的牢笼。十年后,丈夫杳无音信,生死不知,关切她的婆婆和族里的长辈,已经张罗着为她改嫁。这时她等到了丈夫的一封电报,于是她决定继续等待……又是十年,丈夫仍然不归,绝望的她,幸有小叔把孩子过继给她,给了她新的生活内容与新的期盼。再过十五年,丈夫终于回来,但是他带回了新的家庭。她迷茫了,她想退却,但不知道是否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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