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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中国哲学的多样形态


□ 陈少明 陈壁生

  ●陈少明 ○陈壁生
  
  ●陈少明,男,1958年生,广东省汕头市人。1982年获历史学士学位,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1997年为哲学系教授,1998年获博士生导师资格。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客座研究员。2000年,获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3月至2002年8月,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现兼任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着重对经典解释的传统、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反思;人文科学方法论则包括对哲学史方法论以及相关知识论基础的探索。主持并且完成“哲学史、观念史与经典解释学”等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与社科基金课题多项。在哈佛一燕京学社资助下,主持比较思想史系列研讨计划。曾获教育部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主要著作有:《儒学的现代转折》(1992),《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1998),《<齐物论>及其影响》(2004),《等待刺猬》(2004);合著有:《被解释的传统》(1995),《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1996);主编有《经典与解释》(1999),《现代性与传统学术》(2003)。此外,与刘小枫教授合作主编《经典与解释》丛刊。另在《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
  ○陈壁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作为一个1958年出生、1977年开始学术探索历程的学者,您是在“文革”时期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并且在求学之前有过晒盐、钻井及炊事工种的经历。这些对您的人生道路以及学术追求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那时刚好是我接受基础教育的年代。从小学高中,当时学制是九年,随后又下乡二年。很难概括那种影响的性质。在这样大规模、长时期的社会运动中,地位、教养、年龄、性别与遭遇不同的人,感受自然不一样。对我来说,大概可以概括为二点:第一点,是开始了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因为从小就熟悉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类词汇,有耳濡目染的效果。就那种大叙事、世界观化的取向而言,其言路更像人文学术。第二点,对待知识,比较注意拆解各种“解释”的招术;即使论域很抽象,也希望能够保持经验的关联。当然,这可能仅是现在的一个解释。
  ○您恢复高考后报读文科,“误入”历史系。您曾经提到:“幸得没在哲学系读本科。”四年的历史系学习,对您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是在《抽象人生》中这样写过。因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误把历史哲学当史学,所以进了历史系。后来读研究生,考回到哲学系,算是走上“正轨”,恢复了原来的兴趣。当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哲学系,教的多是千篇一律的“哲学原理”,不是教你探索哲学的态度与方法,而是提供一套现成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本科没念哲学系,后来写作也就自然没有那种套路的限制。至于史学,虽然没深入,但也有些边缘性的收获。例如,培养了一种时空想象力;对思想史上的人物或运动的观察,会有一种坐标感;讨论问题注意瞻前顾后,在特定的背景中描述思想的功能,而非抽象地评价其对错。你知道,大部分的哲学训练,无形中是会驱逐这种感觉的。
  还有,就是意识到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主要是通过特定的历史叙述来完成的。这个问题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此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解释框架占了统治地位。由历史学家与由经济学家(特别是学管理的)所阐述的意识形态会非常不一样。这也是观察现代思想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
  ○20世纪80年代,您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却已经开始在思想界崭露头角。您的第一篇成名作,应该是1987年发表在《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第三辑的《从比较哲学角度看康德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康德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您的这篇文章虽然发表近二十年了,但是其中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当时您是基于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写这篇文章的呢?
  ●“成名作”谈不上。它是我在198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因陈平原的推荐,有机会发表在当时的新潮刊物上。该选题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当时的主调是批判传统,很多批判是以中西文化比较的形式出现的。我本能地倾向于启蒙的立场,但学位论文不能按“五四”时代那种抽象比较的套路来写。我当时颇受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影响,读了一点康德哲学的书,刚好又有贺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提供的资料线索,经导师丁宝兰先生同意,就定下了这个题目。文章用心之处有两点:一是将以“文化”为单位的比较,变成了对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时所表现的思想经验的探讨,从而把问题具体化;二是把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与康德有关的思想,纳入了真、善、美三分法中分析,把历史叙述加以结构化。不过,我当时了解的康德哲学是比较表层的,只是那些思想前辈们谈论的康德,而且也不重细节,所以我知识不足的漏洞容易被掩盖。康德哲学对中国哲学史学科之建立的确有很大影响,但不只是康德,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甚至近代西方的唯理论、经验论都是如此。要比较全面地看待这种影响的后果,对我来说,是在写这篇论文的十年之后,即写出《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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