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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经济价值探源


□ 李 军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于经济人类学视野的普遍经济学说,对于表面看来互不相关的中国传统墓葬、原始社会的赠礼、古代社会的献祭、现代社会中的博物馆这几种文化形式所存在的共性进行了探讨,从区分文化遗产的普遍和特殊经济价值的角度,针对当前文化遗产热中出现的某些极端做法,对文化遗产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之谜提出新的解释。
  关键词 文化遗产 普遍经济 特殊经济 “博物馆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和2003年分别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着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会”2004年在苏州召开,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文化遗产热”。中国继2002年颁布经过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之后,目前正在筹备制定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31项,占世界第三位;进入世界非物质与口传文化遗产的项目已经达到了4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从塑造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角度,高度认识文化遗产的战略意义,但在中国的“文化遗产热”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驱动力和动机,则是文化遗产(尤其是“世界遗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许多业界人士方恍然知晓,原来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无异于拿到了“国际通行证”,能享有全球知名度,可以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俱乐部”,并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
  
  没有什么比某些直线上升的数字更能简洁有力地鼓动起中国各地“申遗”的热情: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元;同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2000年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黄山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
  
  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是什么决定了上述中国文化遗产项目经济价值的一夜飙升?从原来的有限的价值到如今的价值连城,文化遗产项目并没有经过任何物质变化,那么,是谁创造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经济价值从何而来?它是否另有根源?这种根源又是什么?
  
  “黑暗的博物馆”:几个墓葬的例证
  
  文化遗产与墓葬都涉及到古(前)人遗赠或遗存给今人的物品。从隐喻的意义上,文化遗产从默默无闻到光昭大白的价值历程,似乎可比拟为一次对墓葬的考古发掘。然而,一个典型的墓葬会经历怎样的过程呢?我们有必要先看看几个例证。
  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在浙江良渚反山发掘的良渚文化大墓,一共有11座,出土随葬品共1200多件,其中90%以上是玉器。良渚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没有金属制品。良渚文化玉器为透闪石,其硬度达莫氏4—6度,一般的石头是无法进行切割的。但在良渚文化玉器中,不仅出现了大量造型规整、切割谨严、呈几何对称的玉器器型,而且在玉器表面还存在着极为精美繁复的纹饰。如有件琮式镯,在宽仅3.5毫米的凸棱上竟然镌刻了十四条细密的凹弦纹,须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分清它们彼此的界限。如此的鬼斧神工,即使在现代的微雕大师手上,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亦堪称难得,而在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那里,无疑只能作奇迹观了。今天的学者对于良渚先民的解玉、琢玉技巧多有猜测,其中有些也许相当接近事实(如认为良渚先民在治玉过程中使用了在快轮制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机械装置等),然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真正难以理喻的也许并不是良渚先民的治玉工艺(即使没有金属工具,一件玉器历经穷年累月的劳作,终于是可以完成的),而是在于这些劳作(如精心雕琢肉眼无法分辨的线条)所服务的目的:为什么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耗费、代表着当时生产力最高水平和最高财富而被生产出来的玉器,会被成百上千地堆积起来,然后又被毫不吝啬地埋葬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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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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