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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旗号下的多方政争:华 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


□ 马建标

  摘 要: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是一场复杂的民族运动,大体有四种政治力量参与其间,即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在野派系”和精英团体。在野派系借助国民外交运动之名,暗行“倒阁运动”之实。在内政与外交“实已打成一片”的时代语境下,全国国民外交大会自然沦为政争的工具,这不仅是南北之争的结果,更是北方派系斗争的产物。虽同属“政争”,但南北之争有为主义而争的“新旧之别”,而北方派系之争和府院之争“形似政争”,所争者实非政治问题,而是利益之争。这场民族运动有两个政治目标:外争主权,内求统一。南北双方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本质差异,但在政权问题上,彼此都想统一对方,因而在政治竞争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

  关键词:华盛顿会议 国民外交 北京政府 广州政府 旧交通系

  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美国召集此次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即限制日本在远东的势力扩张,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远东国际新秩序。自1902年以来,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工具。英日同盟在一次大战后的继续存在,已经成为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的潜在威胁。1921年6月初,《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cv)主编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致函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指出英日同盟“无疑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在华利益”。①

  一般美国公众也认为,共和党人出身的哈定总统“有义务帮助中国”,因为他“主要是靠山东问题而当选总统的”。②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因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而引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山东问题是最能激发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外交问题,正如蔡元培所言:“近年来,我全国国民所最注意者,殆莫过于山东问题矣。”①自然,美国总统哈定召集的华盛顿会议给渴望收回山东主权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诚如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所观察的那样,“至少对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人士而言,他们希望美国对日开战”,②从而恢复中国的主权。

  华盛顿会议召开时,中国国内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政权: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前者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后者则没有。但是,广州政府的存在动摇了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这是北京政府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既然华盛顿会议与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攸关,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对国家主权的捍卫,那么中国的两个政权客观上都需要利用华盛顿会议为其统治提供正当性理由。即使对北京政府自身而言,其内部各派系也为争夺组阁权而陷入纷争之中。这就注定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必然交织着政治利益的斗争。

  尽管中国内部是分裂的,但是在对待华盛顿会议的态度上,各方都持积极的参加态度。即使对民族主义思想很强烈的广州政府而言,“也有一种强烈的亲美主义观念”。广州方面经常流露出这样的看法:“假如没有其他列强的干涉,美国就会怀着善意的同情而正式承认广州政府了。”③美国公使舒尔曼( Schurman Jacob Gould)致电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指出“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私捍卫,已经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一般中国人都把我国当作他们的特殊友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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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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