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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徐念慈小说创作理论



  摘 要:徐念慈是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小说作家和理论家,他所翻译、创作的科学小说在那个时代开创了新的小说创作方向,而他的小说理论也反映了他积极探索小说发展之路的心态,值得我们研究、关注。
  关键词:徐念慈 小说理论 贡献
  
  徐念慈(1875—1908),原名烝乂,字念慈,后改字彦士,别号觉我,又署东海觉我。江苏昭文县(今江苏常熟)赵市人。自幼博览群书,早年学习英文、日文,精于算术。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同年开始译、著小说。1904年9月,与曾朴等人在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任编辑主任。1907年,《小说林》杂志创刊,任译述编辑,经他翻译、创作、评论、校阅、润辞的小说有二十余种。徐念慈倡导科学小说功绩颇大,他在1904年翻译了日本押川春浪的科学小说《新舞台》,又于1905年翻译了美国西蒙纽加武的科学小说《黑行星》。而且他在1907年1月《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说林〉缘起》一文中谈到:“而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指出了科学小说对于人类思想进步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徐念慈的重视和提倡,《小说林》从创刊号起就开始连载英国佳汉所著、陈鸿璧所译的中篇科学小说《电冠》,此后还刊载了不少的科学小说。他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第一人。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中没有科学小说,1905年侠人在《新小说》第十三号的《小说丛话》中提到:“西洋小说尚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向无此种,安得谓其胜于西洋乎?应之曰:‘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不当在小说界中论胜负。若以中国大小说家之笔叙科学,吾知其佳必远过于西洋。且小说者,一种之文学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徵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去实用太远,而《西游记》又太蒙头盖面而已。然谓我先民之无此思想,固重诬也。’”侠人指出中国直到近代才出现科学小说这种形式,原因是中国古代科学不如西方发达;但他又认为科学小说有真实反映知识的一面,缺少文学“凌虚”的特点,因此科学小说无法成为小说的主导。同时,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中有科学小说的萌芽,只是与通行的西方科学小说内容不同而已。可以说,侠人的这段话是对于近代科学小说最早的叙写。
  实际上,近代科学小说的兴起得益于翻译家们对西方科幻小说的翻译。在近代译坛上,我国翻译家们先后译介了十多位外国作家约八十余种科幻小说,只是因为凡尔纳的作品艺术上最臻于成熟,使科幻小说大放异彩,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但是中国作家自己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徐念慈所著的《新法螺先生谭》——是受包天笑所译日本岩谷小波著的《法螺先生谭》、《续法螺先生谭》影响而写成的。不过,徐念慈的作品在仿作的基础上有明显的进步。岩谷小波的作品通篇都是不可思议的离奇故事,科学基础不深,更多的是漫无边际的肆意想象,称其为“幻想小说”更贴切。而徐念慈的作品注重知识,科学意味浓厚,按照前面所提的标准,是基于一定可能性的合理想象,同时还全面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应算一部较成功的科幻小说。同时由于徐念慈的创作及提倡,科学小说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曾一度备受瞩目,创作者及作品数量都在迅速出现与增加。但是,科学小说在后期创作中逐渐走向了落败,最终也没有形成一种生命力长久的小说形式,与清末民初其他类别的小说相比,很是逊色。不过,不论是徐念慈的科学小说创作还是他针对科学小说所作的理论思考,都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关注的。
  徐念慈一生著述甚多,除教育方面的著作外,还有上面提到的外国科学小说,另外,还有理论文字《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觉我赘语》、《小说管窥录》等。因此,就小说理论而言,徐念慈也是此时期应该受到重视的人物。以下,我们对他的小说理论进行简要的论述:
  1.社会生活决定小说创作的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文学改良运动中开始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梁启超看来,文学是创作者“触受”了社会生活后的产物,“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同时,梁启超还特别强调小说对于社会的作用,“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他的论调,现在看来有些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包括“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文艺”、“欲新人心”,都必须“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说法虽然将小说推进到文学的中心位置,但是,由于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文学理论上是存在偏颇的。
  1907年《小说林》创刊之时,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对梁启超的这种理论进行了纠正,他说:“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他接着指出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正确关系:“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他的语言虽然简单,但却意义深刻,他正确地认识到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纠正了梁启超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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