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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剜明月染春水


□ 秦大树

海外收藏一件绿釉定窑梅瓶(图1)。高35厘米,小口,圆卷唇,束颈稍长,略敞;丰满的圆肩,呈非常优美的曲线,上腹圆鼓,下腹曲收,底部较小,隐圈足,足底修挖得十分规整,足壁较厚,底心划刻“官”字款(图2)。白胎微微泛灰色,胎质致密细腻,略带一点砂性。梅瓶通体呈浅淡的翠绿色,釉色光洁明亮,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透明性很强,釉层较薄,可清晰地看到釉下布满横向的竹丝纹,惟颈部仅施白釉,足底心局部施绿釉。整体上看绿色并不十分均匀,深浅略有差异,并有流淌现象,施釉的方法是先施一层白釉,然后加施一层较薄的绿釉,高温一次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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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瓶通体饰刻花和划花装饰,即我们常说的“满工”,可分为三层。肩部刻菊瓣纹,这种菊瓣纹具有简洁细密的特点,是北方地区黄河以北诸窑场中常用的边饰。河北磁县观台窑是使用这种边饰最多的窑场,曲阳定窑和北京龙泉务窑,焦作市当阳峪窑以及山西中部地区的部分窑场也在一定的时间段中使用这种边饰。反观河南中西部地区的诸窑场,如河南登封曲河窑,鲁山段店窑,新密西关窑和宝丰清凉寺窑等,常常使用一种宝装莲瓣演变而来的尖圆状的叶瓣纹作为边饰,尤其是上腹的边饰。因此,这是具有重要产地区别的纹样。早期定窑的肩部装饰主要流行尖状的复合莲瓣纹饰,如河北定州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定窑盖罐(图3);北宋中期以后,大约是受到了磁州窑的影响,开始采用这种菊瓣边饰,如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一件定窑剔花梅瓶残件,从其腹部和底部的纹饰看,应该为11世纪前半叶的产品,在肩部采用了这种短小的菊瓣纹(图4)。从几件器物的发展变化可见,这种装饰早期的特点是菊瓣纹比较短而直,装饰在瓶、罐、注壶等器物上。北宋中期以后瓣纹变得修长,并时常出现弯曲的现象,主要饰于瓶类器物上,这件梅瓶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梅瓶腹部为一条矫健的游龙,长嘴半张,上吻尖突,长舌外探,尖头卷舐,双角前曲,长鬣飘飘,曲项腾挪,四足三爪。龙纹的轮廓线用偏锋浅刻,龙身的鳞片为划刻而成,鬃鬣则用篦类工具划刻(图5),纹饰整体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定窑龙纹盘的纹饰十分相似(图6)。定窑的这种龙纹装饰可能与贡御有关联,很可能用作宫廷的餐饮器。《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五九—六○记载,当金军兵临城下,北宋面临巨大外来军事压力时,徽宗皇帝不得不躬行节俭,扭转北宋末年的奢靡统治,因于宣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下诏裁减“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其中首先罢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四方岁贡”。在“殿中省六尚局”名下的“诸路贡物”中就有“中山府瓷中样矮足裹拨盘龙汤盏一十只”。这是这种龙纹器物供宫廷使用的一个重要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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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瓶胫部饰尖长的叶片纹,边廓呈多曲的尖状叶片,配以一根粗壮的叶脉,叶片上填长波浪纹。边框和主脉为较深的刻纹,内部填长条状的曲篦纹(图7)。叶片纹的纹样和刻花方式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定窑梅瓶相同(图8)。这种叶片纹很难与实际的某种植物相对应,学界常常将其称为蕉叶纹,但很难想象,这种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纹饰会与主要生长于南方的芭蕉叶有直接的联系。笔者以为,龙泉务窑的发掘者在其编撰的《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中将这类纹饰称为“树叶纹”(该书中有的地方也将这种纹饰称为蕉叶纹,前后并不统一),是一种较好的表达方式。这种纹饰在定窑中较少出现,显然是受到了北方地区的影响,并且具有断代意义。我们知道,建立辽朝的契丹族是一个骑马民族,生活在草原和森林地带。因此,他们的各种用具大多饰以植物纹饰,这在各种手工业品中都有表现。辽代的金银器、玉器和琥珀器件中都十分流行植物纹饰。定窑,作为北宋统治区内最北部的窑场,又以高超的工艺而著称,其采用的这种纹饰应该与辽代生产和使用瓷器的状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辽朝统治的南部地区的北京市龙泉务窑,工艺上与定窑有明显的联系,因而被认为是辽早期契丹统治者掠夺来的定窑工匠建立的。以后,这两个窑场在烧成工艺、造型和装饰上多有联系。龙泉务窑成熟以后对定窑也曾产生过不少影响,这种树叶纹就是一例。通过对龙泉务窑的考古发掘和相应的分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辽道宗前期开始到辽 末,即龙泉务窑的第三期文化(1057—1125年)时期在器物上出现了刻树叶纹作为装饰,并流行一时。在第三期文化较晚的时期,即辽代晚期开始出现重瓣的树叶纹。到了金代(龙泉务窑第四期文化),这种重瓣树叶纹更加复杂并且逐渐地程式化。树叶纹主要应用于罐、注壶(图9)、盒、瓶等器物上,这些都是在墓葬中较常见的,可能主要用于某种祭奠活动。从龙泉务窑的发展变化看,这种纹饰应该是从早期的重瓣莲叶纹演变而来的。辽代中期的第二期文化开始向尖状多曲的叶瓣纹演化,第三期时(约11世纪后半)有一段时间重瓣莲叶纹与树叶纹并行。可以看到,第三期的约70年中,是这种装饰产生、发展、变化的时期。定窑在五代宋初时期也曾大量生产带有重瓣莲叶绷咙装饰的器物(图3、4)。到了北宋中后期,定窑的尖状莲瓣纹发展成这种尖长多曲的树叶纹,应该是受到了龙泉务窑的强烈影响。但是,总体上看,定窑在北宋中期以后很少使用这种纹样,目前仅见在梅瓶上用作边饰,而且,较之龙泉务窑的纹样,定窑有所变异,将众多叶脉的细部描绘变成了填充曲蓖纹的示意性表达。本文所述的这件梅瓶,肩部和底部的纹饰都已脱离了刻尖状莲瓣纹的形态,使用了较长的菊瓣纹和尖状多曲的树叶纹,腹部的龙纹装饰采用了刻边框、内部用划花表现的技法,同时,并没有使用后期出现的重瓣树叶纹。结合器物的造型,我们大体可以将这件梅瓶的时代排定在北宋中后期,即11世纪后半叶。此器经英国牛津大学实验室作过热释光测试,结果为公元700—1200年(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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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收藏界 2006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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