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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尚未完成的试卷


□ 孟 悦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给人类提出的问题,即什么是人、人类如何在日益被客体化功能化的过程中作为主体而生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看重。中国的反帝运动构成了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坚决抵制,但是对于人类被日渐非人化的过程,特别是那种把人作为技术主义效率主义之功能和工具这样一种客体化的过程,在中国则没有引起多大反抗。
  这种错位的出现是否全是中国人的错可以另当别论,但中国人自己在承担着后果。后果之一就是对“现代”所形成的一种深刻的、正在指导我们实践的误解和意识形态:根据流行的历史常识,“现代性”一词指涉一段“被动挨打”的惨痛历史经历。这已经是有纠缠旧梦或陷入意识形态误区的嫌疑了,因为实际上,中国近代是否就是今人所想的那么被动挨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在这个误区之上,还生出一种可以称为“发达情结”的东西。“发达情结”就是用经济和技术上的强势与弱势、征服者与挨打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来解释和判断先进与落后、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对立。不仅如此,“发达情结”还进一步把这一系列对立中的强势一方看成衡量中国身价、中国位置的惟一坐标系。它把西欧北美式的,或不如说“超”西欧北美的“发展”或“发达”看作是“中国未来”的参考系数。它把统计指标的上涨、数字的提高、增长率的维持、硬件功能的扩大当作是对“中国向哪里去”、“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等真正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困在这个梦境中,无形中陷入的是这样一个矛盾:明明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生活现实中造就的人,却谴责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现实和生存现实;同时,明明自认为是西方发达世界的“受害者”,却把“迫害者”的价值当作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惟一生活价值。
  有人可能会误会我是在这里反对“发达”,其实不然,我反对的是把人类——普通人贬低成为“发达”这个巨型列车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人类本应是发达列车上的“恩主”和“上帝”,而如今,发达主义却反倒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随手举几个例子:人的可工作年限大大缩短了,但同时却要用更多的工作来支付房款和学费;交通工具包括私人轿车日益发达,但人的出行却因交通阻塞而日益不便;对疾病的治疗正在一步步现代化国际化,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使用的药物,却一步步逃脱了人们自己能理解的知识范围,使人自己的身体变成非常容易被操纵被利用的东西。另一个普遍的症状是,统计数字、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正在取代诸如个人兴趣、个人特点、文化、审美等“没用”的职业和领域。愿意反省的人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会建议自己的后代按照个人兴趣去读一些有文化但是不卖钱、不物质的专业?就连清华北大这些有人文传统的高等学府如今也采用统计的方式衡量文史哲教授们的学术水平。人正在从主体转化成为发达的一个功能,不是人类在消费享受“发达”,而是资本和发达在消费人类。显而易见,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首先体验到的那种在高度技术化客观化的知识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链环上的非人化经历,那种否定人类主体生活的力量,正在以更大的范围在中国上演——更大的范围是说,比如,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也没有顺便把人和文化功能数字化到如此程度。
  汪晖、瑞贝卡·卡尔、艾尔曼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忧”的实际比“国”要宽广很多。比如他们关注怎样想像一个好世界的问题——一个平等大同的世界,人人可以居住的世界,以及怎样想像一个好社会和好文明。不仅是谭嗣同的“仁”,康有为的“大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鲁迅的《人之历史》,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晏阳初的乡村改革实践,都离不开这个内容。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究竟什么是好世界好社会的问题上可以彼此争论得反目成仇,但这个事实也正好说明他们关怀的执著。后人更为熟悉的源自西方的那些关于“人”的理论,如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等,和曾经有过的这些大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关怀比,甚至也显出了几分小气。
  在康有为、谭嗣同、鲁迅的时代之后,“人”不再是判断一个好社会好时代的标准。这不是被“打惨打怕”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文化眼光上的某种缩小和退化。在发达主义兴盛的今天,甚至很少有人会再去问“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即使是知识分子也不太记得,在人类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的定义本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人曾经(在佛教术语中)是“有情”的一种,有受身报身之分,曾经是“生”即自然的一部分,曾经是心的载体,是道的化现,是魂魄所集,是天地精华之所聚,是承载万物的小宇宙,是“上帝的殿堂”。相比之下,现代人反而是对人最缺少理解的一类人,甚至忘记了上述这些描述到底都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世纪以后,功能主义的人的概念虽然有很多人反对,却越来越广地被接受。人变成了公民,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言论自由等权利。但这些观念所强调的权利,本身已经是人之外的东西了。能够与这些越来越细密的外在概念相平衡的人之内在定义,却发展得相对迟缓,甚至还缩减了。以至于在那些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经济功能来生存、来被定义和自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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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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