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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小说创作流变论


□ 李遇春
内容提要 自从“文革”中公开发表小说以来,直至90年代初《白鹿原》面世,陈忠实的小说创作经历过三次叙述形态的嬗变。新时期伊始,陈忠实试图剥离既定的革命叙述成规的拘囿,但他这时期采用的“政治-人格”叙述和“政治-人性”叙述实际上与早年的革命叙述成规之间似断实连,既有延续也有突破。1982年以后,陈忠实开始新一轮的精神剥离,他转向了“社会-个性”和“文化-国民性”两种启蒙叙述形态。而1985年以后,陈忠实终于越过经典的启蒙叙述,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视角的新叙述形态。通过深入解剖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其平衡与颠履的心理嬗变,陈忠实在继承国民性批判的现代性叙述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探寻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
  
  陈忠实一直很欣赏海明威的一句话:“我要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句子。”《老人与海》的诞生,意味着海明威寻找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句子,而《白鹿原》的成功,则标志着陈忠实终于也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其实,海明威的这句话不仅是指一个作家应该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的句法,更重要的是,它还应包括一个作家应该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的语法,即个人化的叙述形态。作为小说家,陈忠实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历程中既经历过革命叙述的艰难突围,也体验过启蒙叙述的欢欣与迷惘,但只有到1985年以后,他才真正找到了超越经典的启蒙叙述的途径,此时的陈忠实小说才体现出新的艺术气象。陈忠实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在叙述形态上的演变历程,不仅隐喻了中国当代小说叙述形态的内在变迁理路,而且暗含了作家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
  
  一
  
  陈忠实偏爱用“剥离”这个词。所谓剥离,既是心灵的剥离,也是叙述的剥离,但二者并非简单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而是二而一的整体。因为叙述的剥离意味着对既定的叙述形态的突破,而每一种叙述形态都是特定的叙述话语,都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方式,因此,叙述的剥离过程也是精神心理上的摧枯拉朽、吐故纳新的过程,伴随着心灵裂变的阵痛。对于新时期伊始的陈忠实而言,他当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剥离既定的革命叙述形态的拘囿,这是一场艰难的精神和心理的告别,因为陈忠实早年的文学创作与“文革”中极左的革命叙述成规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如直接演绎“阶级斗争”模式,还有僵化的“三突出”人物构造法则之类,这些都在他早年的小说《接班以后》(1973)、《高家兄弟》(1974)、《公社书记》(1975)、《无畏》(1976)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文革”结束后,陈忠实因为《无畏》这篇“声讨党内走资派”的小说陷入了极度的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尴尬,他选择了在读书中反省自己,通过集中阅读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主要是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来涤荡自己意识和思维中的极左话语,使自己从已经僵化的革命叙述模式中走出来。经过这番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剥离之后,陈忠实终于重拾写作信心,从1978年lO月写《南北寨》开始,到1982年春夏之交,陈忠实集中写了三十多个短篇,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了作家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这是陈忠实新时期小说创作第一个喷发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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