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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关也应讲究中庸之道




《传播》:David你好,我知道你在去年11月份左右的时候来了中国北京,任务就是教书。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教书?
David: 在北美地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做顾问。从2003年开始,我每年抽一些时间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教书。在加拿大的时候,我的同事问我说:“你是不是疯了?到底是在做什么?每年花6个星期的时间在外面?”因为在加拿大,我和我的同事一样是为客户提供计时顾问服务的,我的收费标准甚至比他们都要高。可是在2003年他们突然找不到我了。在此之前我一年52个礼拜都是在工作。其实这也是我的业务发展策略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中国下一代的商业领袖,我想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就是未来的CEO,希望这些人对传播和公关有更好的认识。
在中国教书,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这里的人对公共关系还不是很了解。但教书是一个很好的普及方法,因为公共关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互动、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讲,我虽然希望在中国市场进行业务开发,可是如果本地的市场不成熟,业务也很难发展。目前我参与教学的这个清华MBA项目是由世界银行资助的,世界银行也希望中国的市场经济标准可以更好地与WTO标准接轨,包括透明机制、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而传播事务就是保证业务良好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播》:你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清华教的具体课程是什么?
David: 通常的传播课程都是关于书写商业信函、个人职业简历等,但我认为,新一代的商业领袖不仅应该掌握个人沟通技巧,更要了解大众传播。为此我特别设计了课程,找了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企业案例,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传播对商业的影响。通过一年多的教学我感觉,学生们对企业传播的重视有很大的提高,他们认识到传播在企业中的位置很重要。
在讲课中我还结合中国的很多危机案例,比如说重庆天然气泄露事件,向学生讲授危机公关。同时,我还结合我个人在国际上从事顾问生涯中积累的经验,向学生介绍美国、加拿大、欧洲等不同市场在各类事件处理中的不同表现,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影响,以及公关在其中的作用。
《传播》:你在加拿大的公关公司运营得怎么样?
David: 我们公司规模很大。在加拿大,我们的规模是伟达加拿大公司的两倍。20年前我们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开始发展。最初我和我的同事是在博雅的加拿大公关公司工作,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公司,因为我希望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做公关。后来我们给自己的公关公司起了个名字就叫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这个名字在加拿大没问题,但不适合在全球通用,所以我们在英国的办公室就叫AXON。加拿大的公关市场也很大,我们在加拿大一共有300名员工,有7个办公室。按照O’dwyer PR的排名标准,如果我们是在美国,我们现在的规模可以排在全美公关公司第14位。加拿大的人口是美国的1/10,经济是1/14,所以像博雅、福莱、爱德曼等公司在美国的人员规模虽然是900-1000人左右,但从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个市场规模的角度比较,我们公司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市场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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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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