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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 于厚广

  2012年8月21日,接到一信,心中惊喜。惊之许多年不写信了,也不曾收到过来信,这传统的交流方式竞没有“失传”;喜之看到信封上清秀洒脱的字体,就知道是谁写来的:王旭升老师,别来无恙?问好后,打开信,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能不高兴?

  “家书抵万金”。风来兮!记忆之树,片片叶子哗哗响着。

  先说说与母校的缘。

  我记得教育学院只在八二级开设过几个本科班,到我入学时已是八五级,只开设中文、政治、化学等三个专科班。我入学前在长海县石城岛小学教过两年书,报考时选择中文专业,实属无奈。因为我最喜爱和擅长的数学专业,当年不招生;不错,我是偏重于理科的,但却不想做一个化学老师。中文、政治无可无不可了。正犹豫不决时,我所在乡镇中学的曲德福书记找到我,力劝我报考政治专业,理由是中学缺这门学科的老师云云。我问:“中文呢?”答曰:“不缺语文老师。”好了,我主意定了,就报中文吧。曲书记有所不知,我中师毕业以后,心就变大了,老家这狭小的天地已经装不下我的心了;若不是冒出这成人高考的机会,我原打算辞职参军的,母亲为此哭过好几场呢!

  俗语有言:“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常想一二。”我为没有选上数学专业很是安慰了自己一番。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由于高校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每个学生对专业的需求,往往在高考后有很多学生被调剂录取,所学非所愿。而教育学院情形稍有不同,它属于成人高校,学历教育的对象是中小学在职教师,途径是脱产学习或者在职函授。大部分同学是在中学教什么学科,入到学院就学什么专业,差不多都是所学即所愿。我因是教小学出身的,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却选不到自己最想学的专业,能不遗憾?

  但是,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这个无奈的选择,现在想来,确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入学后才知道,中文系是我们学院最有分量的系。老师们大多是在文革中受过挫折,下放到中学教书,拨乱反正之后陆续回到或被选拔到高校教书。他们的知识素养源于文革前的大学教育,真金又经火炼;对于文革的反思激发了他们时不我待的责任感,敬业是他们身上共同的品德;多年的中学教学经历使他们对教育对象需要什么了然于胸,教法得心应手。坦率讲,为师者,未必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生者,大多中人资质,基础欠佳。但是,当一群最懂得如何教书的人与一群最懂得如何学习的人碰在一起,教与学的关系往往就能呈现出最佳的互动状态,甚至产生出创造的火花。这样的风景惟有教育学院有,在其他许多高校是难得一见的。给我们代课的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陈学法(系里教教法课的李牧老师在组织八二级本科班学生实习时不慎摔伤了腿,我们的教法课就只能请外校老师代授了)有所比较,感触很深,他把我们的作业都带走,作为教学资料用。这过程不断被结果所证实。两年的时间,由于地处甘井子海茂村,依山傍海,远离市区,逛街的机会几近于无。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心无旁骛地用在了学业上,收获自然很大。正所谓入者,土也;出者,器也。我的许多同学毕业后成为了骨干教师或者走上了领导岗位。至于本科班学长们,出息在我们之上,自不待言。我个人的收获是,培养了此后终其一生对文学的爱好。这由理到文的兴趣转变,为我的人生涂上了一层人文底色,它使我在困厄之时,心灵是高贵的,精神是富有的。回看走过的路,不能不说,人生轨迹的重大改变也是源于这次求学的经历。让我发自肺腑地说一声:感谢你,母校!

  至于与母校老师们的缘,那就更深了。我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给过我深刻影响的老师们。他们每个人都值得我大书特书的。教与学的花絮真多啊!

  李或老师,我们的系主任,高高的个子,黧黑的皮肤,脸庞雕塑一般,轮廓清晰,五官立体分明,长得很中国,很男人。他的文学概论课,本科班、函授班学员好评如潮,对其印象早就先人为主烙在我们心里。怀着一种期待,到了第二年,他才“千呼万唤始出来”。有同学形容他讲课魅力四射,有的则形容醍醐灌顶,或者高屋建瓴。对比下来,我们一入学就开始教我们现代汉语的青年教师欧阳青尼可就反差大了,青尼老师上课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前进帽永远戴着,连鬓胡子永远留着,眼睛永远望着窗外,指间永远夹着烟卷,一支抽完另一支立刻对接上,嘴里永远飘出缕缕烟香,声音没有什么起伏,男中音,一贯到底。若干年后,他和爱人张玲老师一起创作的《阳光地带》《问问你的心》等多部电视连续剧陆续在央视黄金时段或地方台热播,正是声名鹊起之时,他来到长海。我见他除了不再戴帽子,露出些许秃顶,一任着意留起的一头潇洒的长发披拂而下,几近于垂肩,连鬓胡子更长了,其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变,依然是那么平和低调,蔼然可亲。我把一些有关他当年的花絮说给他听,奇怪的是他竟像听笑话似的,不觉得是在说自己。但是,我要说,他当年尽管比他的许多学生还要年轻,但肚子里有货,知识是很扎实的,一节节课听下来,“字词句章语修逻”,“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的收获还是蛮多的。加上他板书字写得十分漂亮,为人又很谦和,所以没有同学为难他,他赢得的尊重一点不比别人少。我至今还记得他教给我们十三辙的口诀:月下一哨兵,镇守在山岗,多威武。我和刘吉庆同桌,高永伟、姜廷邦在后座,我们四个人一起也编了一个顺口溜:发言人中,有一江苏来(者),要回斜坡。我们这个顺口溜是在十三辙中各取一字(或同音字),这样就更容易记住每个辙:发花辙、言前辙、人辰辙……在那堂课上,青尼老师奇怪我们怎么记得那么侠,我们把我们的秘诀告诉他,他开心得咧开胡子笑了。我们实在是亦师亦友啊!说李或的事,就早早想到了青尼老师,可见我们对他的感情。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已!青尼像是个研究生在给我们讲课,听着总觉得不够解渴;相比之下,李彧就像是博士生导师来给我们上课,在我看来犹如病急用了猛药,也未见得对症。李或是满肚子经典的人,我当初对他授课的印象是以经典解读经典。至于接受多少,还有待于看每个人的消化吸收能力。我至今耳际还萦绕着他讲课时高低起伏的声音。有时他语速很快,声若洪钟,声音仿佛穿过激流险滩,越涧而下;但更多时候,那声音是在低音区里循环往复,好像进入到了开阔的湖面上,清风拂水,低下去,低下去,轻若游丝,似乎要低到没有,但分明又能让你听得见,这时的教室里便静得很,似乎人人都在屏住呼吸。忽而,一阵旋风刮过,平静的湖面顿起波澜,一股清流似乎找到一个突破口,破堤而出,一发而不可收,——那是他的声音又发生变化了,变得急促亮堂起来。伴着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我们听完了他一个学期的课,并且顺利通过了考试。没有人对他有负面评价,似乎他本来就是有定评的人。对其说三道四只能说明自己肤浅。我在听他授课时每每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慨,但考过试之后,便把所学理论差不多都还给他了。我那时固执地相信清人张问陶在《论文>中所言:“文章体制本天生,模宋规唐徒自苦。”所以对文艺理论兴趣不高。这导致我对写作课上讲的文章作法之类腹诽颇多,虽然王培铎老师在影视文学方面很有研究,讲“悬念”之法已然是专家,但我总是不得要领。他也很公道,对我的每次习作都给了应该给的分数。文学概论课上最大的收获是,我又从理论上强化了对文学的热爱,似乎真的就是“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伟业”。这热爱的表现就是我在学习之外多担负了一份工作,从毕业离校的学长都兴瑜手里接下主编<浅流》的任务,与徐进共同担纲,得周新琦、李明、姜末等编委大力支持,使这个学生刊物没有在我们读书期间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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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13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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