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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舟之后的“玩主”


□ 王 尧

  几年前,沪上一位朋友电话问我,是否知道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下落,他说可能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着。我只是在杨健著《文化大革命时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读到《九级浪》零星片段,但不知道完整的手抄本在哪儿。过些日子,朋友又来电说,现代文学馆也无《九级浪》的手抄本。我在网上仔细搜索过,也没有发现,倒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第二次握手》的两种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六十年代就动笔了,我们后来读到的是一九七九年公开出的版本,当年《读书》曾有谈论《第二次握手》的文章。《九级浪》是在“文革”中写“文革”,堪称“文革”地下文学的“第一本小说”。但《九级浪》传抄的范围似乎没有《第二次握手》那样广泛,“文革”结束后又一直未能正式面世,此为“文革”时期文学研究的缺憾之一。
  这些年冠以“手抄本”正式出版的一些书多数是作者修改以后的文本,和当年的“手抄本”有诸多不同。这个差异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并无太大影响,但对“手抄本”研究者或对文学史写作而言则是个问题。我人在国外,手机也跟着漫游,但通常是上网,手机也就安静地搁在那儿。有天偶尔开手机,收到一位陌生者发自北京的短信,询问我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是否可以转手。我回了一则让这位朋友遗憾的短信。网络时代信息之通畅,超出我们想象。设想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若有互联网,大概也就没有“手抄本”这一现象了。所以,在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主持的“手抄本”国际会议上,我曾经感慨,“手抄本”现象在网络时代可能终结了。
  今年四月,在王德威教授主持的“红色遗产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久违的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叶凯蒂教授。刚到哈佛时,便闻叶凯蒂教授存有《九级浪》手抄本,我颇疑惑,但又相信这是确实的消息。四月的会议上,我们是同一场发言,果然,叶教授提到了《九级浪》,从毕汝协说到王朔的《顽主》。休息时,我问叶教授,从哪里找到的《九级浪》手抄本,她说是多年前毕汝协从纽约寄给她的。毕汝协还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九级浪》的写作过程,这封信在她德国的寓所。她说到信中的一些内容,和我读到的毕汝协以“毕汝谐”发在《黄河》上的回忆文章大致相同。叶教授也说,《九级浪》的手稿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过了些日子,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她将扫描好的《九级浪》电子文档复制给我,我见到了毕汝协给她寄邮件的大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稿。现在已经没有《九级浪》的完整稿本,毕汝协复印给凯蒂的也缺了几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后,毕汝协和他当时的女友将《九级浪》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岛上,“文革”结束后,他独自掘出文稿。毕汝协在回忆文章中说,“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我现在读到的这部小说:基本完整,只是缺了几页而不是“大部分”,毕汝协《黄河》一文的说法似乎不够准确;复印件是作者手迹,非当年的手抄本。而到目前为止,并无《九级浪》手抄本的消息,毕汝协在《黄河》上的文章是以“诚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深谢厚酬”一句结尾的。因此,我宁愿相信,现在我读到的这个稿本,就是“颐和园”本。我说这个细节,其实只是想表述“手抄本”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确认“版本”的难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搁下。
  根据毕汝协自己的回忆,《九级浪》写于一九七○年深秋,构思于一九六九年,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写于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之间。动笔前一年,毕汝协为躲避上山下乡风潮,“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跑了许多地方,得出了“文革”“糟得很”的结论。这样一种幻灭的感觉,与他对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的解读是一致的: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滩。我注意到,和手抄本不同,一九七九年版的《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增加了一个细节,男主人公的书房里也挂了这幅《九级浪》油画。有意思,这幅画倒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之一。
  一九六八年是“文革”时期青年人,特别是红卫兵一代思想、人生的分水岭。尽管毕汝协尚未达到一九六八年前后出现、后来失踪的“思想者”的境界,但他观察“文革”生活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九年,他也有了“在路上”的经历。行囊中带了唯一的一册书,爱伦堡的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他上路了。用今天的说法,是“文化之旅”加“革命之旅”。
  但这个过程,显然还不能轻易用“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这些措辞来描述。“文革”结束后,这些关键词构成了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历史的秩序。无疑,无论毕汝协这一代人还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的特征,但不完全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其他一些因素以及各种因素沉浮、夹杂的特点似也不可忽视。毕汝协说,他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等)也读《论马克思主义》,入夜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这个说法至少提醒我们不能完全用“躲避崇高”来指称那一代人甚至是一类人。其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骨子里还有崇高;醒了,但痛苦。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文革”时期的青年,在否定“文革”之后仍然回到“崇高”那条路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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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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