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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 程光炜

  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与“当代”的多重纠缠,“当代”本身的激烈和复杂状态,决定了它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宣布自己是一个“纯文学”学科。其次,它要经常出现在各种“作品研讨会”现场,对“当前作品”开展繁重的宣传和评述工作。因此,当代文学学科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作为当前文学思潮、作品和现象最“理想”的“批评者”。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家和作品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批评家对作品出色的认定和甄别,我们就无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文学史的课堂,就没有了最起码的依据。但问题是,当代文学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它是否要“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而没有自己的“历史化”的任务?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编年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的“文学史”意义?它与众不同的文学思潮、批评方式、创作风格,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被指认的?它是不是存在着像1949、1979和1985这样的历史分界点,这些分界点对文学史研究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另外,应该怎么认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如何看待文学杂志对作家观念的支配和引导,又如何看待文学事件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特殊作用,等等,是不是都应该被列入研究的范围?这些东西,文学批评已无法面对,因为它们已经“沉淀”为“历史”。我这里所谈的,不是具体的研究,而是一些研究的可能性。进一步说,我所说的“可能性”是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有效性的问题。
  2007年5月,我写过一篇题为《诗歌研究的“历史感”》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因受诗歌问题局限,有些讨论没有展开。不过,它对一些概念的限定和表述,可以作为我讨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问题的基础:“除去对当下诗歌现象和作品的跟踪批评之外的研究,一般都应该称其为‘诗歌研究’。它指的是在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用‘历史性’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一些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正因为其是‘历史性’的研究,所以研究对象已经包含了‘历史感’的成分”①。显然,我所说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与跟踪当前文学创作的评论活动不同;其次,它指的是经过文学评论、选本和课堂“筛选”过的作家作品,是一些“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这样的工作,无疑产生了历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在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这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所明确指出的:“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它“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文学史的重要目的在于重新探索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所以,它更大的价值是“重建历史的企图”②。埃斯卡皮也认为,文学史家的作用“是‘跑到幕后’,去窥探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设法理解创作意图、分析创作手法。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作品的老化或死亡问题(笔者按:而这种观点是评论经常宣布的),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能从思想上构拟出能使作品重新获得美学意义的参照体系。这是一种历史的态度”③。
  
  一、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问题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先是如何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作用和细微差别。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是先文学史研究一步而发生的,它对“刚刚发生”的作家作品的批评和分析,对“经典”作品的认定或对“非经典”作品的排斥,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学批评在有些年代的地位过高,文学批评的作用就被无形地放大,会过分干扰文学史更为理性化的过滤、归类和反思性的工作。而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指的正是这些影响、干扰文学史研究的因素。这种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实际也不再是严格的文学批评,而具有了模糊暧昧的文学史研究的面目,并带有强行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现时功利性。
  它模糊的文学史面目,在20世纪80年代是通过“文论化”(也即“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④。一大批“文学批评家”,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和结论⑤。这就是杨庆祥所指出的:“‘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审美’原则和‘文本主义’”,提倡者“虽然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先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先锋批评’的圈内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劼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批评家。所以说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⑥。其实,不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即使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种以“批评”的结果影响或主导“文学史”研究结论的现象,也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举例来说,就是引人注目的“鲁迅研究”。那些已经被“批评化”了的“鲁迅形象”,不仅成为许多鲁迅研究者的“研究结论”,而且也显而易见地成为关于鲁迅研究的文学史成果①。另外,从当时提倡“重写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文章中也可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的基本结论,实际是这种“批评化”倾向的渗透和延伸,“批评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被等同于“文学史”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这样的研究眼光中,被预设的‘历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隐身在所进行的评价和分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所观照的研究对象,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东西所‘强迫’的,他们往往还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发明’和‘创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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